读完这本书，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如果一间教会把自己的延续和壮大当作首要目标，它还算不算教会？莫尔特曼在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不留情面的回答——那不叫教会，那叫机构。

《圣灵大能中的教会》出版于1975年，是莫尔特曼”盼望神学三部曲”的第三部。在此之前，他用《盼望神学》（1964）建立了以复活为出发点的终末论框架，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972）把目光拉向十字架上上帝的苦难，这第三部则把圣灵引入，试图回答：在基督的历史与上帝国的将来之间，教会是什么？他的副标题叫”论弥赛亚式教会论”，这五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教会的意义不能从自身内部推导，而必须放进一个更大的运动里才能被理解。

“教会的第一句话不是’教会’，而是基督。教会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教会’，而是父和子在自由的圣灵中的荣耀。所以，根据安布罗斯的话，教会仿佛月亮，它的光不是从自己而有的，也不是为自己而有的。”（第二章）

这段话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月亮的比喻很古老，安布罗斯早在四世纪就用过，但莫尔特曼把它放在这里，是有针对性的。他要对抗的，是那种把教会当作目的本身的思路——无论是天主教意义上教会作为救恩中介的自我膨胀，还是新教意义上教会作为”罪人得称义的空间”而与社会现实脱节的内缩。他要说的是：教会的光源在它之外，它的方向也在它之外。

全书最打动我的部分，是第三章关于耶稣与穷人的论述。莫尔特曼细读路加福音四章和马太福音十一章，指出耶稣弥赛亚使命的最初形态就是一群人的聚集：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贫穷的得福音。这不是比喻，而是上帝国到来的具体形式。

“在耶稣的福音中，来临中的上帝掌权的具体形式乃是得看见的瞎眼之人、得释放被掳之人、得喜乐的穷乏人以及得医治的病人的团契。所有人的出埃及因着他们而开始。”（第三章·耶稣的弥赛亚差派）

他对”贫穷”的界定很宽，又很精准。贫穷不只是经济上的一无所有，而是一种多层面的被奴役：所有必须仰赖他人、无力抵抗暴行的人都是穷人。这个定义让”穷人”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同情然后打发走的阶层，而是一个位置——一个揭示权力关系的位置。耶稣首先站在这个位置旁边，这不是偶然，而是弥赛亚使命的内在逻辑。

“正是作为立场鲜明的’针对穷人的福音’的上帝国将自由带给所有人，因为它将富人和穷人、健康者和患病者、刚强者和软弱者带进那个贫穷的团契，在这样的团契中，人们可以毫无区别地谈论’所有人’。”（第三章·针对穷人的福音）

这段话里有一个逻辑不容易看见，但很重要：普世性不是从”所有人都一样”出发的，而是从”针对最边缘的人”出发的。换句话说，真正的普世性只能经由立场鲜明来达到，而不是通过回避立场。一个声称不偏袒任何人的教会，往往只是在默默地偏袒既有的权力结构。

书里让我思考最久的，是莫尔特曼关于宣教与教会关系的那个”倒置”。他说：

“不是说，教会’具有’一种宣教使命，毋宁说，基督的宣教使命创建了其教会。宣教不应从教会那边来理解，教会反而应从宣教那边来理解。”（第一章·宣教的教会）

这个倒置看起来像是文字游戏，但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权力结构。如果教会是主体，宣教是教会的活动，那么宣教的边界、方向、策略都由教会机构决定；但如果宣教是主体，教会是在”上帝的差派”（Missio Dei）这一运动中被创建的结果，那么教会就必须时刻问自己：我是不是在阻碍这个运动？机构的自我保全冲动，就成了需要持续警惕的东西。

这让我联想到今天很多教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当一间教会越来越花力气维护自己的形象、规模和组织，它是否还在参与那个差派？莫尔特曼写这本书的1975年，德国福音教会正陷入官僚化的危机；他在书里说，那种”大众教会”的危机，对于真正的”团契教会”来说恰恰是一个机遇。五十年后，这些话读起来一点也不过时。

莫尔特曼在这本书里还发展了一套他称之为”友谊的语言”的东西，以此对抗他所说的”统治的语言”。他认为，耶稣被百姓嘲弄地称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个称呼其实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朋友”这个词不是官衔，不是功能标签，而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描述——平等的、忠诚的、开放的。

“在基督带来的复活中摆脱奴役，成为上帝之友，在自由中向他祷告，并经历上帝面向整个受造世界的开放性友谊。”（第三章·在耶稣的友谊中）

他对友谊的论述延伸到了祷告：人以朋友的身份向上帝说话，这是人类自由的最高形式之一。”上帝的朋友因着自由而祷告，并且信任自由的上帝的友谊。”这句话让我重新想起祷告到底是什么——不是在上位者面前俯伏的请愿，而是一种双方都在场的对话。

这套”友谊的语言”也为他对等级制教会结构的批判提供了神学基础。他在第六章明确说，圣灵在教会中以恩赐的形式分布，每个成员都是独特的恩赐承载者，教会的合一不依赖职务的等级，而依赖于被钉十字架、复活并掌权的基督本身。

“圣灵在教会中以恩赐的形式进行自我启示，成员相互平等，都是独特的灵恩承载者，其合一的基础在于被钉、复活并掌权的基督。”（第六章·圣灵进程中的教会）

这不是一个温和的神学立场。他在这里直接批评那种把”使徒传承”理解为权力垄断的主教制传统，认为它压制了圣灵恩赐的平等主义意涵。对于来自不同传统的读者，这个判断可能会引发争议；但他的论证逻辑是一贯的：只要教会的秩序是从外部的权力结构借来的，而不是从基督掌权的内在逻辑生发出来的，它就背叛了自己的主。

书的最后一章，莫尔特曼重新诠释教会的四大标记——一、圣、公、使徒传承。最后那个关于”使徒性”的重定义，我认为是全书最有冲击力的段落之一：

“使徒性并非涉及合法性的概念，而是以应许和使命为基础的概念，它指向复活之主面向世界的弥赛亚差派，教会的使徒性体现在她忠实于这个差派，盼望上帝国的到来，并因此而经受苦难。”（第七章·苦难中的使徒性）

使徒性不是传承的证书，而是苦难的标记——因为忠实于弥赛亚差派，所以进入冲突，进入苦难。这个定义让很多历史上以”正统”自居的教会变得很不安，也让很多在边缘处挣扎的教会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依据。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莫尔特曼骨子里是个非常具体的神学家。他写作的时候，脑子里装着的是韩国基督徒在军事独裁下的抵抗，是肯尼亚独立教会在土屋里的崇拜，是拉丁美洲贫民区里用圣经识字的穷人，也是德国福音教会里那些因为官僚体制而失去活力的会众。他的教会论不是从书斋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这些现实里挣扎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虽然出版于半个世纪前，放在今天来读，它问的问题仍然锐利：你的教会，究竟站在谁那边？

尤尔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2024）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教神学家之一。他出生于汉堡，年轻时被征入德国军队，亲历了二战的炮火与战败的羞耻。战俘营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圣经。在那个被遗弃的时刻，他遇见了同样被遗弃的耶稣——一个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的人。这次相遇，决定了他此后五十年的神学方向。《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出版于1972年，是莫特曼”盼望神学”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公认的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最具突破性的著作之一。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问题：如果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里、在越南的丛林里、在一切受苦者的绝望深处，究竟在哪里？一、从一声呼喊开始”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留下的话（马可福音15:34）。历代神学家在这句话面前都感到棘手。有人说这只是诗篇22篇的引用，表达的其实是信心；有人说耶稣此刻已精神混乱，这话不必当真；更多人选择绕开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复活的荣光之上。莫特曼却说：不，这一声呼喊必须被认真对待。这是真实的被遗弃，是真实的苦难，是真实的死亡。如果我们回避它，我们就失去了理解上帝与人类处境之关系的最深入口。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十字架不是基督教神学众多命题中的一个，而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准则。任何关于上帝的言说，都必须先经过各各他的检验。一位不能回答”你为何离弃我”的神学，是一位不能面对真实苦难的神学。二、受苦的上帝莫特曼所要颠覆的，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神学传统——”上帝无受苦性”（divine apatheia）。这个教义来自古希腊哲学：完美的存在必然是不动的、不受外力影响的。上帝是绝对的主宰，不被任何事物感动，当然也不受苦。这个上帝在奥斯威辛面前沉默。莫特曼说，这样的上帝是一个贫乏的上帝。一位不能受苦的上帝，也是一位不能爱的上帝。因为爱的本质，就是被所爱之人感动、被所爱之人的苦难触动。如果上帝爱人类，上帝就必然能够受苦。他进一步说：上帝不是苦难的旁观者。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被上帝”遗弃”的时刻，发生的是三位一体上帝内部最深刻的事件。父上帝在舍弃子的痛苦中，承受的是失去儿子的悲恸；子耶稣在被遗弃中，承担了世界全部的苦难与死亡。这是发生在三一上帝内部的神圣苦痛，是爱的极致表达——不是从高处俯视苦难，而是进入苦难、承担苦难。莫特曼并不是在讲一种廉价的安慰。他说的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说的是：上帝自己就挂在绞架上。那个孩子死去的地方，那个毒气室里最后的呼喊散去的地方，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这个论断来自他对维塞尔（Elie Wiesel）《夜》（Night）的深刻回应。维塞尔在奥斯威辛目睹一个孩子被吊死，旁边的人低声问：上帝在哪里？维塞尔心中有一个声音回答：他就挂在那里。维塞尔是在绝望中说这句话的。莫特曼却说：是的，他就挂在那里——这正是基督教信仰所要说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站在一切受苦者、被遗弃者、被处决者一边。三、十字架的政治维度莫特曼的神学从来不是纯粹内心世界的事。十字架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政治事件。耶稣不是因为神学异端被处死的。他是被罗马帝国以政治罪名钉上十字架的——钉十字架是罗马对叛乱者和逃亡奴隶的处决方式。彼拉多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宗教，一种以国家和秩序为名的权力崇拜。耶稣的死，是这种权力与上帝国之间冲突的极端表达。这意味着，对被钉十字架者的信仰，内在地包含着对一切压迫性权力的批判。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不站在统治者一边；他站在被刑讯者、被处决者、被社会遗弃者一边。耶稣与两位被同时处决的强盗之间的共同体，在莫特曼看来具有典型的神学意义——”人子与被刑讯和被处决的人，无论他们是谁，有着毫无条件的团契。”这不是对暴力抵抗的背书，也不是一种廉价的革命神学。莫特曼要说的是：任何将宗教用作政治合法性工具的权力，任何以上帝之名强化统治的制度，都站在被钉十字架者的对立面。十字架是对所有偶像崇拜——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宗教的——的永恒批判。四、与无神论的诚实对话近代以来，苦难成为无神论最有力的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天国真实，但只要有一个孩子曾经受苦流泪，我就把入场券还给他。加缪说：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沉默的上帝不值得信仰。莫特曼将这种立场称为”抗议性无神论”——它不是傲慢的否定，而是来自对苦难的道德严肃性。他认为，这种抗议必须被基督教神学认真对待，而不是以形而上学的论证去绕开它。他的回应不是辩护，而是指认：你所抗议的那种上帝——高居云端、与苦难无关、对受难者保持沉默的上帝——那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那个在各各他与受苦者同在、承担了被遗弃之苦的上帝。呼求上帝的人，不是进入虚空，而是进入上帝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这不能消解苦难。莫特曼没有试图解释苦难为什么存在，没有给出”神义论”的答案。他只是说：在苦难中，你并不孤单。五、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神学《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写于1972年。那是一个多重危机交叠的年代：大屠杀的阴影未散，越战正酣，整个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信仰的崩塌与重建。莫特曼的神学，是在瓦砾中建造的。五十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然迫切。我们活在一个苦难被遮蔽、被管理、被算法过滤的时代。我们也活在一个宗教很容易变成权力背书工具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成功神学”盛行、”蒙福神学”泛滥的时代——在那里，信仰意味着繁荣与健康，十字架不过是装饰。莫特曼提醒我们：十字架是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准则，不是装饰。一种回避苦难的信仰，是一种不诚实的信仰。一种为权力背书的宗教，是一种背叛被钉十字架者的宗教。对华人基督徒而言，这本书还有更切身的意义。在一个信仰者常常需要在顺服与见证之间艰难抉择的处境里，在一个教会常常被要求与世俗权力和谐共处的语境里，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所提供的，不是逃离现实的出口，而是一种在苦难中认出上帝同在的勇气——以及一种不向偶像下跪的自由。莫特曼晚年曾说，他所有的神学，都是在回应两个问题：在奥斯威辛上帝在哪里？以及，人在上帝面前是谁？这两个问题，在每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莫特曼于2024年6月3日在图宾根辞世，享年九十七岁。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仍在谈论希望。

20世纪的神学之所以会发生巨大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个西方世界对“历史”与“未来”的理解发生了崩塌。19世纪以来，欧洲长期沉浸在一种乐观主义之中。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普遍相信理性、科学与文明会不断推动世界向前发展。许多神学家也开始用一种越来越“现代化”的方式解释基督教，强调人的道德进步、社会文明与宗教经验。在这样的背景里，基督教某种程度上逐渐被理解为帮助人类建立更好世界的一种文化力量。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这种信念。

集中营、核战争、大规模屠杀以及文明世界的道德崩塌，使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类文明最终仍然走向毁灭，那么历史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而基督教又能向这样的世界说什么？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德国神学家于尔根·莫特曼写下了《盼望神学》。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盼望”的灵修作品，更是一场关于基督教本质的神学重建。

莫特曼认为，过去许多神学在结构上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过于强调“起初”，却忽略了“终末”；过于强调“过去发生了什么”，却忽略了“神将来要成就什么”。然而，圣经本身却是一卷不断朝向未来展开的书。无论是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还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等待，无论是先知对于弥赛亚国度的预言，还是新约教会对于主再来的盼望，整个圣经启示始终带着一种强烈的“未来性”。

因此，莫特曼提出，基督教本质上不是一种维持现状的宗教，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仰。

而这个未来，并不是人类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开始、并且终将完成的新创造。

《盼望神学》的中心，并不只是“盼望”这个概念本身，而是“复活”。

莫特曼认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事件。因为复活不仅意味着一个死人重新活过来，更意味着神未来的国度已经突破性地进入历史。换句话说，在基督复活的那一刻，末世已经开始了。

传统神学有时容易把末世论放在神学体系的最后部分，仿佛它只是关于“世界结束以后”的事情。但莫特曼认为，末世论并不是神学最后的一章，而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方向。因为基督教并不是从“过去”来理解现在，而是从“神应许的未来”来理解现在。

这也是为什么莫特曼不断强调“应许”这个概念。

在他看来，圣经中的神并不是希腊哲学中那种静止不变的抽象存在，而是一位在历史中行动、并且不断向未来展开应许的神。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为了让他停留在原地，而是带领他走向尚未看见的未来；以色列在旷野中存活，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应许，而是因为他们正在朝向应许之地前进；教会之所以存在，也不是因为已经完全得着神国，而是因为教会活在“已经开始却尚未完成”的张力之中。

因此，莫特曼非常强调一种“末世性的存在”。

教会并不是活在一个封闭完成的世界里，而是活在神未来已经开始进入现实的张力之中。基督已经复活，圣灵已经降临，神国已经开始，但罪恶、死亡与痛苦却尚未完全消失。因此，基督徒的生命始终带着一种等待、盼望与向前的性质。

这种思想实际上重新改变了20世纪教会对于世界的理解。

因为如果未来属于神，那么现实世界就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正因为神将来要更新世界，所以今天的教会便不能逃避世界。

莫特曼反对一种消极的末世观。他认为，有些基督徒把末世理解为“离开世界”，于是信仰变成一种等待天堂的宗教。但真正的圣经盼望，并不是从世界撤退，而是因为知道神将更新世界，所以今天就开始活出那未来国度的样式。

因此，《盼望神学》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十字架与复活之上的神学实践。

莫特曼特别强调，真正的盼望一定经过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所谓的盼望只不过是廉价的乐观。但基督教的盼望之所以真实，恰恰是因为它诞生于死亡之中。

神不是在远离苦难的地方建立祂的国，而是在十字架上进入人的痛苦，并借着复活开启新创造。

因此，复活并不是对现实苦难的否定，而是神对现实苦难最终的审判。

这也是为什么莫特曼后来会进一步发展出“十字架神学”。他认为，真正的教会不能脱离受苦的世界，因为神自己已经在基督里进入了这个受苦的世界。一个真正活在盼望中的教会，不会对历史中的黑暗麻木，也不会向现实中的罪恶妥协。恰恰因为相信神未来的新创造，所以教会今天便更有力量对抗死亡、绝望与不义。

从神学史来看，《盼望神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重新恢复了“末世论”的中心地位。

在莫特曼之前，很多系统神学把末世论放在最后，仿佛只是关于未来时间表的讨论。但莫特曼认为，末世论不是神学的结尾，而是神学的动力。因为整个基督教信仰，本质上都建立在神未来的应许之上。

换句话说，教会并不是因为看见现实已经完全改变，所以才有信心；而是因为相信神未来的应许，所以能够在尚未完成的现实中继续忍耐、继续传福音、继续圣洁生活、继续等候神国。

因此，盼望并不是基督徒信仰中的附属情感，而是整个基督徒存在方式的核心。

一个失去盼望的教会，最终一定会陷入现实主义，只关注制度、人数、管理与生存；一个失去末世性的信仰，也会逐渐失去属天方向，只剩下宗教形式。

莫特曼所要恢复的，正是教会对于“未来属于神”的确信。

因为对于基督徒而言，历史并不是循环的，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走向虚无的。历史最终的终点，是神的新创造。

而教会今天的存在，就是在这个旧世界之中，提前活出那个将来世界的样式。

今天阅读的是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牧养是场冒险》（原名可译作 Spiritual Care 或 Spiritual Leadership）。

迪特里希·潘霍华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也是德国教会在纳粹时期最坚定的见证者。他的生平本身就是一场信仰的冒险，其神学著作多以“顺服基督”、“教会共同体”与“十字架神学”为中心。《牧养是场冒险》是他关于属灵关怀（Spiritual Care）的重要反思，虽篇幅不长，却凝结了他对牧养工作的深刻理解。

这本书提出：“真正的牧养不是技术性的指导，也不仅是心理安慰，而是把人引向上帝面前，使人真实面对自己的罪、责任与呼召。”潘霍华指出，牧养不能被简化为“会谈技巧”或“安慰流程”，而必须是关乎生命的属灵斗争。他写道：

“属灵关怀必须让人站在十字架前；不然，这不过是宗教话术的安慰剂。”

全书共分几个部分，包括：

1. 牧养的本质
   他强调牧养不是对人的操控，而是带领人面对神。牧者的首要任务，是作为“见证者”而不是“控制者”。
2. 悔改与认罪的中心性
   潘霍华特别指出，真正的牧养必须直面人的罪。他反对“便宜的恩典”（cheap grace），认为忽略罪的严重性就是对福音的扭曲。
3. 共同体与牧养的关系
   他强调牧养是教会共同体中的服事，而不是个人表演。信徒之间的属灵交通与坦诚认罪，是健康牧养的重要基础。
4. 冒险的勇气
   正如书名所言，真正的牧养需要冒险——不是为控制局面，而是信靠神的主权，让人自由地回应上帝的呼召。

阅读此书让我深刻意识到，在当代教会文化中，我们常常将牧养简化为“流程”或“服务”，却忽略了牧养本质是一种属灵的陪伴与指引——将人从自我中带出，引到神面前。

尤其在我服事中面对信徒的软弱与挣扎时，我常常急于“解决问题”，却忽略了“倾听并代祷”的属灵勇气。潘霍华提醒我，牧养不是胜任，而是顺服；不是控制，而是同行；不是疗愈技术，而是引人归主。

这本书也让我更深体会“悔改”的价值：悔改并不羞耻，而是信仰生命真正的开始。牧者若不在自己生命中真实经历悔改，就无法引导他人进入属灵更新。

《牧养是场冒险》不只是给牧师读的书，而是每一个愿意关怀他人灵魂的基督徒都应当咀嚼的属灵教材。它为当代教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宗教商品化”的牧养视角，将人重新带回到基督的十字架下，走入真实、悔改、盼望的道路上。

这确实是一场冒险——但是一场值得信靠的冒险，因为这冒险不是靠我们，而是靠那位呼召我们牧养的主。

“我们不能靠近十字架而不谦卑，也不能远离十字架而不迷失。”

在今天这个时代，十字架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挂在墙上、印在衣服上，却常常失去它真正的力量。《当代基督十架》这本书，是约翰·斯托得一生神学与牧会经验的结晶，提醒我们：十字架不仅是救恩的方式，更是信仰的本质、生活的形状、教会的标记。

这不是一本容易的书，却是一本深刻的书——它把十字架从象征恢复为真理，把代赎从理论恢复为惊叹，把耶稣的死亡从悲剧恢复为荣耀。

斯托得开宗明义指出：十字架不是神爱的否定，而是神爱的最深表达。

“神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们值得祂这样做，而是因为祂是那样的神。”

这句话一针见血地击中人的自义。我们太容易以为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还不错。但斯托得提醒我们：神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十字架显示的不仅是爱，更是神的义。

“没有十字架，神对罪的怒气无处发泄，祂的公义无处彰显。只有在十字架上，爱与义相遇，怜悯与真理彼此相亲。”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讲神的爱，而忽略祂的圣洁；也不能只讲审判，而不提怜悯。十字架是神属性的交汇点，是神自己付代价来解决罪的问题。

全书的核心，是对“代赎”（substitution）这一真理的辩护与展开。

斯托得写道：

“要理解十字架，就必须明白：耶稣并不是‘死在我们中间’，而是‘死在我们代替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本该是我们站在神愤怒面前，本该是我们受罚，但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承受刑罚。

“祂为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不是抽象的神学，而是最个人的福音。当我们在十字架下跪下时，不再只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被赦免的罪人”。

“在十字架下，我们没有资格论断他人。” 斯托得这样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同样的恩典、站在同一片宝血之下。十字架粉碎了骄傲，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

“饶恕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出来的，它是我们领受后再给予的恩典。一个真正站在十字架下的人，不可能拒绝饶恕别人。”

这对今天教会中处理冲突、关系破裂、内耗等问题，是极大的提醒。唯有十字架的饶恕，才是真正的和好之路。

“耶稣不仅死在十字架上，也呼召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祂’。”

这是一种 “十字架形状的生命”（cruciform life）：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舍弃；不是追求高位，而是甘于卑微。

斯托得写道：“每一次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为主的缘故牺牲一些权利、愿望、资源，就是在活出十字架的生命。”这不是苦行主义，而是对主爱的回应。正如他所强调：“十字架并不抹煞生命的喜乐，而是为真正的喜乐腾出空间。”

斯托得写下这句话：“当我们向十字架望去，真正看见那位被钉者时，我们的心就再也不会冷漠、骄傲或自满。”

这是一本需要缓慢阅读的书，更是一本值得一生默想的书。你可以将它放在书桌上，慢慢读、慢慢祷告。你会发现，每一次回到十字架，心都被更新，灵都得医治。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6:14）

斯托得在书末说：“十字架不是我们对耶稣的牺牲，而是耶稣对我们的牺牲。我们的一生，都是为回应这份牺牲。”让我们一同来到十字架前，低头、认罪、感谢，并起来活出一个十字架形状的生命。

在当代神学中，《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是一本令人震撼、深刻而又充满怜悯的著作。它不只是一本关于上帝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上帝如何进入我们破碎生命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德国神学家尤尔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以十字架为信仰核心，对神是谁、教会是谁、信徒在苦难中的身份都提出了思考。他不是在象牙塔中讲论神学，而是在二战的废墟中、在死亡的阴影里、在历史的沉重之中写下这本书。

尤尔根·莫特曼生于1926年，在二战期间曾被迫加入德国国防军。十八岁时，他目睹了盟军对德国汉堡的轰炸，亲眼看到朋友死于火海，内心陷入巨大震撼。他后被英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度过数年。正是在监狱的铁窗之后，他第一次阅读圣经，并在诗篇与福音书中找到了盼望。他回忆说：“是神的话语找到我，不是我找到了神。”

战后，他投身神学，立志要在废墟中重建盼望，也因此成为“希望神学”与“苦难中的神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代表作《希望神学》《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圣灵与生命之神》奠定了他在20世纪后期神学界的重要地位。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首次出版于1972年，整本书围绕一个震撼的问题展开：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慈爱的，为何祂允许十字架？为何祂自己竟然甘愿被钉上十字架？”

这不是冷冰冰的学术问题，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当人们在集中营、战火、病榻或孤单中问“神在哪里”时，传统神学往往回答：“神在天上掌权。”但莫特曼说：“神在十字架上。”他指出：只有那位愿意进入痛苦、分担痛苦、为我们死的神，才是真正值得信靠的神。传统神学过分强调上帝“超越性”与“全能”，却忽略了祂“临在”和“受苦”的能力。莫特曼挑战说：“若一个神不能被钉十字架，那祂就无法真正理解痛苦中的人。”这不意味着上帝失去能力，而是祂出于爱，选择进入受难，成为一个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神。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15:34）莫特曼深刻指出，这不是神弃了祂的儿子，而是：“在这一刻，圣父与圣子一同经历分离的痛苦，神自己经历了神的缺席。”

换句话说，神并非在看我们受苦，而是在十字架上，与所有痛苦的人一同呼喊：“为什么？”

虽然耶稣死了，但神没有让十字架成为最后的结局。复活的事实说明，死亡不是终点，苦难不是结语。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神的盼望破晓而出。莫特曼说：“十字架上的神，才是复活的神。”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伤痕不会被神忽略，反而是祂工作的场所。

以下是几段本书中的经典文字，帮助我们默想苦难，十字架等主题：

 “只有那位受苦的上帝，才能带来盼望。”

这句话贯穿全书，是莫特曼神学的核心。他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对苦难视而不见，而是相信神在苦难中同行。

 “耶稣的十字架不是神对人的咒诅，而是神对人类苦难的拥抱。”

这句话让人重新认识十字架——它不是控告，而是爱。

“教会若忘记被钉十字架的主，就会失去与世界痛苦共鸣的能力。”

莫特曼强调，教会不是一座高塔，而是一个愿意背十架、走向边缘人的团体。

这本书并不会直接给出“为什么会有苦难”的答案，却带来更深的安慰——神不是在远处，而是与你一同承受痛苦。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信仰是否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成功与胜利，还是能真正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也与祂一同得荣耀”。今天的教会面对世界的撕裂、边缘人的呼声、社会的不公，若不能回应这些苦难，就无法真正见证十字架的福音。

我们常说信仰要“真实”，那么什么才是真实？不是完美、不是成功、不是无痛，而是敢于面对破碎，仍然相信爱。莫特曼借着《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告诉我们：

“复活的盼望，从十字架开始；真实的神，不躲避我们的痛苦。”

如果你正处在人生低谷，或想要牧养一个在苦难中寻问“神在哪里”的人群，这本书会带来新的眼光——不仅让你看见一个“全能”的神，更让你遇见一位“为你流泪、与你同行”的神。

下周就进入受难周，推荐几本十字架与复活相关书籍，希望帮助DXJM让这个期间更深明白他的爱。

一、约翰·斯托得《当代基督十架》（The Cross of Christ）

这是福音派最具代表性的十架神学著作之一。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是20世纪英国福音派最具代表性的神学家与牧师，是洛桑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斯托得从基督代赎的核心出发，分析十字架的意义、目的、影响和回应。全书从神的启示、公义、爱与人的罪、悔改等角度出发，建立起整全的救恩论架构。

“我无法相信一个不义的上帝，也无法接受一个对罪视而不见的神。但十字架上，上帝既是义的，又是称义人的主。”
“如果我们真认识十字架，就不会再以轻率的态度对待罪，也不敢把恩典当作廉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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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摩太·凯勒《十架君王》（King’s Cross）

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是纽约救赎主教会的创会牧师，深受福音派城市牧养者推崇。凯勒以马可福音为经文骨架，逐章讲解耶稣的言行，尤其聚焦耶稣在十架路上的身份启示与救恩应验。风格融合解经、应用与文化反思，极具启发性，特别适合都市文化中的基督徒。

“耶稣并不只是来教导我们活得更好；祂来是要替我们死。祂不是来做你的榜样，祂首先是来做你的代罪羔羊。”
“在十字架上，耶稣失去了天父的爱，好让你永不与父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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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T. Wright《神儿子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

N.T. Wright是当代圣经学者、历史神学家，兼顾学术与信仰的桥梁人物。这本书是学术性较强的书籍，Wright梳理古代世界对“复活”的理解，分析新约文本如何见证耶稣真实复活，并论述复活在神学与历史中的转捩点意义。他强调：若没有复活，基督教根基就不成立。

“复活不是耶稣灵性的升华，也不是门徒记忆的浪漫化，而是上帝在历史中真实而决定性的介入。”
“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说明‘人死后有希望’，而是说明：新创造已在祂里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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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J.I. 巴刻《认识神》（Knowing God）

J.I. 巴刻（J.I. Packer）是著名英国福音派神学家，以其清晰严谨的神学与牧养结合闻名。本书虽属系统神学导论，但其中“神的公义”、“神的爱”与“十字架”几章非常适合作为十架神学的铺垫。巴刻深入浅出地探讨神性与救恩之间的关系，帮助信徒从神本的角度理解赎罪。

“十字架是上帝爱的最高表达，但那爱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满足了神对罪公义的要求。”
“那些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是那些在十字架下谦卑俯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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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约翰·派博《耶稣受死的50个理由》（Fifty Reasons Why Jesus Came to Die）

约翰·派博（John Piper）是美国福音派牧师，致力于“神至上”的神学与喜乐神学。本书结构简明，每章仅两页，列出耶稣为我们死的五十个原因（例如：赎罪、洁净我们、拆毁隔断、除去咒诅、得着自由等），配上经文与默想，适合每日灵修或教会复活节倒数使用。

“基督死，是为了让我们靠近神。这是救恩最大的福气。”
“祂替我们受罚，是为了我们得平安；祂受的鞭伤，是为了我们得医治。”

六、乔纳森·爱德华兹《基督的卓越荣耀》（The Excellency of Christ）

这是清教徒讲章的经典之一。艾德华兹用极具文学性与属灵深度的方式，讲述基督如何同时兼具“羔羊的温柔”与“狮子的威严”，尤其在十架上荣耀地彰显出来。

“基督是何等荣耀！在祂身上，温柔与威严，怜悯与公义，高贵与谦卑，如此完美地交织。”
“十字架并非羞辱，乃是神荣耀显现的至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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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6本书都是比较经典的福音派著作，其中最后一个是一个讲章，其他都是书籍。需要花一些时间阅读，默想。愿你从中得力。

《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alvinist）是美国神学家詹姆斯·K·A·史密斯（James K. A. Smith）撰写的一本简明、睿智且带有属灵关怀的作品。该书以书信形式写给一位年轻、初信但热忱的加尔文主义者，旨在引导其从一种狭隘、争辩式的加尔文主义，走向一种深邃、谦卑、历史悠久且富有生命力的改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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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摘要

1. 对年轻热忱者的劝勉

作者以温柔而智慧的语气劝勉年轻人不要落入骄傲、争辩性强、好理论却无爱心的陷阱。他写道：

“你刚发现图拉图拉（TULIP）五要点，就如找到隐藏宝藏一般……但请记得，这不是胜利者的战旗，而是恩典中的一幅图景。”
——第3封信

他提醒，加尔文主义首先是敬拜的姿态，不是争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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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学必须谦卑

史密斯鼓励读者不要只停留在加尔文主义的“系统神学”面，而要走入更广阔的改革宗传统，包括灵修、教会、文化参与、公共神学等维度。

“你热爱系统，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不是靠系统得救，而是靠神的怜悯。”
——第7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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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对攻击式的“新加尔文主义”

他警惕许多年轻人把加尔文主义当作一种“身份认同”或“优越标志”，这种心态往往会导致灵性上的骄傲和属灵判断力的缺失。他指出：

“神学不是用来赢辩论的，而是为了服侍教会、建造圣徒。”
——第9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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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拥抱传统与教会

他多次强调，真正的改革宗信仰不应孤立运作，而应深入教会历史，与奥古斯丁、加尔文、巴文克、库伊伯等传统同行。他写道：

“你不是第一位发现恩典的人，千百年来的圣徒早已用生命见证祂的信实。”
——第12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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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的主权催生怜悯与使命

而非自义。史密斯指出，若真正理解神的主权与恩典，应当带来极深的感恩、悔改、温柔与传扬福音的热情。

“你若真明白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就绝不会轻看任何一个尚未信主的人。”
——第14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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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是一部极具属灵牧养意义与神学深度的作品。它提醒我们：

“加尔文主义不是一种武装的立场，而是一种谦卑的姿态。”

史密斯不是在否定改革宗信仰，而是呼吁回归它的敬拜核心、教会连结、历史深度与属灵操练。对于今日热衷教义辩论却忽略信仰生活的年轻信徒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剂良药。

作者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美国牧师、神学家与作家，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他将圣经翻译为现代英语的《信息版圣经》（The Message），此译本以平易近人的语言，帮助当代读者重新发现圣经的生命力。他一生致力于牧养教会，也热衷于灵修写作与门徒训练，强调信仰生活的真实与持续。他的作品多围绕“灵命塑造”、“忠实生活”和“属灵真实”等主题，深受全球读者喜爱。

《与马同跑》（Run with the Horses）一书的标题取自耶利米书12章5节：“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疲倦，怎能与马奔跑呢？”这节经文反映出本书的中心主题——上帝呼召祂的子民，不只是过一种勉强维持、不冒风险的平庸生活，而是进入祂所赋予的、丰盛又充满挑战的命定。

本书围绕旧约先知耶利米的生平展开，是对耶利米书的灵修性解读。作者借由耶利米这位忠心却受苦的先知，向读者提出一个呼召：你愿不愿意摆脱属灵上的安逸与妥协，选择一条虽不轻松但更真实、更合神心意的道路？

书中共分为多个章节，每章聚焦耶利米生平的一个片段或特质，例如他如何回应呼召、他在信仰中的孤独、他面对背叛时的哀哭，以及他在动荡中对上帝坚定的信靠。毕德生不仅讲述耶利米的故事，也穿插自身牧会经验、文化观察与灵修洞见，使这本书不只是解经，也成为当代信徒的灵命指南。

在谈到“与马同跑”时，毕德生指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以最低标准来衡量，而是以上帝的呼召为目标。这呼召是圣洁的，是冒险的，也是充满盼望的。耶利米虽身处动荡的国家与背道的百姓中，却忠于上帝，拒绝妥协，这种生命正是今日信徒所需要效法的。

推荐理由

1. 属灵挑战与激励
   《与马同跑》不是一本舒适的读物，而是一本唤醒人心的书。它挑战我们摆脱“温水煮青蛙”式的信仰状态，不满足于“刚好及格”的门徒生活，而要追求那“与马同跑”的高标准属灵生命。对于愿意追求更深信仰的人来说，这是极具挑战与激励的读物。
2. 现实中的先知形象
   作者将耶利米塑造为“现实生活中的圣徒典范”——不是一位遥不可及的“属灵伟人”，而是一位与我们一样软弱、挣扎却忠心的人。这种描绘帮助读者在现实生活中认同与学习“属灵真实”的生活样式。
3. 灵修与牧养兼具
   本书兼具神学深度与灵修温度，语言优美、思想深邃，不仅适合个人阅读，也非常适合小组查经、门徒训练、灵修默想等用途。无论是初信者或老练信徒，皆能在其中找到属灵的滋养。
4. 应对时代呼召
   当今教会与信徒面对世俗压力、信仰妥协、灵命疲软的问题，本书是一个有力的提醒：真正的门徒生活是呼召式的、牺牲式的，也是荣耀的。尤金·毕德生鼓励我们如耶利米一般，愿意为真理站立、为信仰付代价、为主奔跑。

总之，《与马同跑》是一部深刻且具洞察力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耶利米，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上帝的回应。若你渴望在这时代中活出真实信仰，若你在属灵疲倦中寻找更新，或你想更深理解“被神呼召”的生命，这本书值得你细读与深思。

《改变生命的学习：学习者七大定律》是由布鲁斯·威尔金森（Bruce Wilkinson）博士撰写的一部教育学经典著作。​该书深入探讨了教育者如何通过理解和应用学习者的七大定律，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布鲁斯·威尔金森博士是全球知名的基督教教育家和作家。​他创立并领导了“走览圣经协会”，在全球80多个国家开展圣经教育工作，培训了超过三万名教职人员。​威尔金森博士的著作《雅比斯的祷告》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位，其他作品如《永恒的奖赏》《葡萄树的秘密》《梦想的赐予者》等也深受读者欢迎。​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使他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基督教教师之一。

《改变生命的学习》围绕学习者的七大定律展开，分别是：​

1. 学习者定律：​强调学习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应关注学生的需求和兴趣，激发其内在动力。​
2. 期望定律：​指出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会直接影响其学习表现，鼓励教师树立积极的期望，引导学生追求卓越。​
3. 应用定律：​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鼓励将所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增强学习的实效性。​
4. 记忆定律：​探讨有效的记忆策略，帮助学生提高信息的存储和提取能力。​
5. 需要定律：​关注学生的需求，强调满足其学习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以促进积极的学习体验。​
6. 装备定律：​强调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确保其具备实现学习目标的条件。​
7. 复兴定律：​倡导持续的学习和自我更新，鼓励学生保持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精神。​

每一章都深入探讨了这些定律的观念、模式与原理，以及相应的方法与技巧，为教育者提供了系统的指导，旨在通过优化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书通过深入探讨教育的核心要素，为教师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积极影响学习者的生命。​这本书不仅适用于教育工作者，也对所有关注学习与成长的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