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莫尔特曼诞辰100周年。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和卡尔巴特齐名，对今天教会有深远影响的神学家。

20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极其矛盾的时代。一方面，人类科技高速发展，工业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又让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痛苦与崩塌。无数人开始怀疑：文明真的会让世界越来越好吗？理性真的能够拯救人类吗？而在这一切废墟之中，基督教还能向这个世界说什么？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神学家 Jürgen Moltmann 于尔根·莫特曼逐渐走进了20世纪神学舞台，并成为影响后来世界教会最深远的神学家之一。

与许多书斋中的神学家不同，莫特曼的神学并不是从安静的课堂里诞生的，而是从战争、废墟、绝望与痛苦中产生的。他年轻时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盟军猛烈轰炸德国汉堡，大量平民死去，他身边的朋友也在轰炸中丧生。后来，他被征入德国军队，在战争结束后成为战俘。对于当时的德国青年而言，那不仅仅是国家的失败，更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

许多人在战争后失去了对人生的意义感。人们开始怀疑文明，也怀疑信仰。正是在英国的战俘营中，有人递给莫特曼一本圣经。他后来回忆，那时真正触动他的，并不是某种复杂的神学理论，而是诗篇中那些向神呼喊的声音，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尤其当他读到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基督教所讲的神，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远离人间苦难的神，而是一位进入人类痛苦之中的神。

这成为莫特曼整个神学思想最重要的起点。

1964年，他出版了后来震动世界神学界的著作 Theology of Hope 《盼望神学》。这本书的出现，几乎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许多教会与神学家的方向。

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社会普遍被一种深层的悲观主义笼罩。经历战争之后，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会越来越好，也不再相信人类能够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存在主义哲学盛行，人们强调人生的荒诞、孤独与虚无。

然而莫特曼却提出，基督教最核心的信息，并不是绝望，而是盼望。

他认为，许多基督徒长期以来过于关注“过去”——关注耶稣曾经做了什么，却忽略了圣经其实更不断指向“未来”。旧约的先知在等待神的国，新约的教会在等待基督再来，整个圣经都充满了一种向未来展开的力量。

因此，基督教并不仅仅是在纪念十字架，更是在等候新创造的来临。

莫特曼特别强调，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神对整个世界未来更新的开始。换句话说，复活意味着：

这个世界并不会永远停留在罪恶、死亡与黑暗之中。

神已经开始更新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莫特曼不断强调“盼望”这个词。因为对于他而言，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现实环境美好才有盼望，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所以即使现实仍然黑暗，未来依然属于神。

这种思想在战后的世界里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多经历战争创伤的人，第一次重新看见，基督信仰并不是逃避现实的宗教，而是一种能够在绝望中继续向前的力量。

后来，莫特曼又出版了另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 The Crucified God 《被钉十字架的神》。相比《盼望神学》更强调未来，这本书则更深刻地进入“苦难”的问题。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神是荣耀的、全能的、远离痛苦的。但莫特曼却指出，神最深的启示，不是在人的成功与强盛中，而是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神进入人的软弱，进入人的眼泪，进入人的死亡。

这对20世纪后半叶的神学产生了极大冲击。因为它意味着，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只讲荣耀、不谈苦难的信仰。恰恰相反，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人，必须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痛苦。

因此，莫特曼非常强调教会不能远离现实世界。他认为，教会如果只停留在宗教活动里，却对战争、贫穷、压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么这样的教会就失去了十字架的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莫特曼后来深刻影响了公共神学、社会伦理以及宣教神学的发展。许多关于和平、公义、人类尊严与社会责任的讨论，都受到他的启发。

不过，莫特曼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他关注社会问题，更因为他重新恢复了教会“面向未来”的能力。

今天的世界，其实和他那个时代非常相似。人们依然活在焦虑之中：

战争仍然存在，社会越来越撕裂，科技不断发展，却无法真正解决人内心的空虚。很多人对未来没有信心，甚至教会本身也容易陷入疲惫与现实主义，只关注生存、人数、制度与运作。

在这种时候，莫特曼的声音仍然显得非常重要。

他不断提醒教会：

教会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组织，而是一个见证未来国度的群体。

基督徒之所以能够继续忍耐、继续传福音、继续爱人、继续等待，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

因此，即使世界仍然黑暗，教会仍然可以活出盼望。

莫特曼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从复活的基督而来的盼望，不会使人适应现实，而会使人开始反抗现实中的死亡与黑暗。”

这句话其实正概括了他整个神学的核心。

真正的基督信仰，并不是让人习惯黑暗，而是因为看见了神未来的光，所以即使身处黑夜，也仍然继续向前。

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甚至被许多学者誉为自托马斯·阿奎那或约翰·加尔文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或称新正统主义）的奠基人，彻底扭转了19世纪以来由施莱尔马赫主导的自由主义神学方向。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历史风云中，巴特都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坐标。

巴特最初接受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神学教育，关注人的道德、文化和宗教体验。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震碎了他的信仰世界——他发现自己仰慕的德国神学老师们竟然纷纷签名支持德皇的战争政策。

巴特意识到，如果神学只是人对自身文化和美德的投射，那么神就成了人的奴仆。

因此，他提出了一场神学革命：

• 神圣的绝对他者： 上帝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升华。神与人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质的差别”。
• 唯独启示： 人类不可能通过理性、历史或哲学找到上帝；只有通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主动的自我启示，人才能认识祂。

核心代表著作

巴特的写作量极其惊人，其中最核心、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以下两部杰作：

1. 《罗马书释义》（Der Römerbrief, 1919/1922）

这本书被称为“丢在神学家游乐场里的一枚炸弹”。在这部对圣经《罗马书》的评注中，巴特用极具激情和辩证的思想，猛烈批判了当时的自由派神学。他强调神的审判与恩典、否定与肯定。1922年的第二版彻底确立了他作为新一代神学领袖的地位。

2. 《教会教义学》（Kirchliche Dogmatik, 1932–1967）

这是巴特倾注后半生心血的未竟之作。这部体量浩瀚的巨著（共4卷，细分为13册，字数达数百万字）是20世纪学术界的奇迹之一。在这部书里，巴特将他的神学思想系统化，完全以“基督中心论”来重新建构神学：

• 第一卷：启示论（探讨神的话语与三位一体）
• 第二卷：上帝论（重点阐述了颠覆传统的“拣选论”，认为基督才是唯一被拣选和被弃绝者）
• 第三卷：创造论（探讨神与受造物的关系、人性与时间）
• 第四卷：和好论（详尽阐述基督的救赎，可惜未及全部写完巴特便已逝世）

巴特不仅在书斋里写作，他更是一位践行者。纳粹执政期间，他是德国“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精神领袖。

《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 1934）

巴特是这份历史性宣言的主笔人。该宣言公开反对纳粹化、拒绝让教会向希特勒效忠。他坚持认为教会的元首唯独是耶稣基督，而非任何世俗的国家领袖。因为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他最终被驱逐出德国，返回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

巴特的一生正应了他自己那句著名的格言：神学家应当“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既要紧扣神的话语，又要深刻关切人类眼下的现实苦难与历史处境。

Allen, Roland (1868-1947) Missiologist and radical critic of the church 传教士学者与激进的教会批评者

罗兰·艾伦出生于1868年，英格兰布里斯托尔，是一位圣公会牧师的五个孩子中的最小者。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长大。艾伦后来通过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和（安立甘天主教派）利兹神职培训学校接受教育。1892年，他被任命为执事，翌年成为英格兰教会的神父。1895年，艾伦被圣公会传播福音协会（SPG）派往中国北方传教。在北京准备主持一所为中国教理教师设立的新神学院时，艾伦与其他外国人一起被困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外国军队救出后，艾伦在《北京使馆区的围困》（1901年）一书中写下了他的经历。在回英度假期间，他与玛丽·B·塔尔顿结婚。1902年，他们返回中国北方，第一位孩子也出生了，但艾伦很快生病，家人不得不被送回英国。此后，艾伦负责一座教区，直到1907年，他因反对英格兰教会的规定（即无论父母是否有基督教信仰，都必须为任何呈交的孩子施洗）而辞去职务。此后，艾伦没有再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但继续作为自愿神父生活，靠写作和讲座维持生计，直到40年后在肯尼亚去世。

早期经历的危机促使他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使命，以及西方教会的神学和传教方法
早期的传教经历促使艾伦对自己的使命以及西方教会的神学和传教方法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他是最早支持尼维乌斯计划的传教士之一，提倡建立从一开始就能自给自足、自我传播和自我管理的教会。他希望教会的形式能够根据当地的文化条件进行调整，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基督教。为了实现这一点，传教士必须将责任交给社区中的本地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既不受过专业神职训练，也不通过薪酬得到补偿。艾伦批评传教士们过于父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未能信任圣灵引导新教会的发展。然而，艾伦始终保持圣公会的身份，并坚信圣餐和信条的重要性，以及主教的监督，以保持教会的纪律并与普世教会保持联系。

对艾伦思想的认可
艾伦的观点得到了1910年印度之行以及随后的加拿大和东非研究的验证。1912年，他出版了他最著名且持久的著作《传教方法：圣保罗的还是我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调查应用信托组织和世界主权出版社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该独立的传教研究小组由公理宗的俗人西德尼·J·W·克拉克创立。在信托的帮助下，艾伦出版了其他书籍和小册子，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基督教传教的重新构想，特别是《五旬节与世界》（1917年）、《教会的自发扩展及其障碍》（1927年）以及《志愿神职人员的辩护》（1930年）。

艾伦思想的影响
艾伦的思想在当时的教会和传教团体中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正如他自己预言的那样，他的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发现，并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中国，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在传教学和教会学领域。

Long, Charles Henry, “Allen, Roland,”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ed. Gerald H. Anderson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1998), 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