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区普（Paul David Tripp），美国宾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兼职教授，现任德州沃思堡市教牧生命与关怀中心和保罗•区普事工机构总裁，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访问教授和费城第十长老会牧师。他还是畅销书作家和演说家，著有《人如何改变》《青春的契机》《言语的威力》《改变生命改变心》《晨恩日新》等三十余部作品。

本书主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寻求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就是神的国。作者说神造我们或重塑我们，绝不是要让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超越而受造，我们生命的范围应该远超过生活的边界。当我们如此生活，借着他的恩典，不只成为神宇宙间最重要的工作，神也将真实的人性归还给我们。神设计人的本意原是如此！虽然神有无限的忍耐，但他绝不容许我们小王国的目标成就。他是如此爱我们，一次又一次伸手到我们那可怕的小王国里将我们拉出来。他会不断这样做，直到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国度降临。这是我们应当欢庆的原因！

然而人却不愿意这样去寻求，很多人跟从主，但是却安于自我为中心的舒适生活，享受神给的恩典，比如家庭，工作等，忘记自己被拯救是要成为卓越的一份子。被拣选是为了超越，参与到神的拯救上来。

有的人开始很热心，觉得这个是我为了神，但是一段时间后自己的热情令却下来，好像没有得着自己得着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在信仰才会失去热情，对传福音也失去人气，看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做，这些都不会长久。

诗篇5:1-8所说的一个原则是：人会变成他所寻求的珍宝的形象。

我们为物质而活，就会变成物质主义者，对物质的关切开始超过对人对关切，变成所热爱的东西。权力也是如此，基督既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珍宝，我就不会变成他的形象，相反我们会越想我们追求的属地的珍宝。

所以，拿掉面具吧，你失去的一切，基督都会填满，都会给你。基督呼召我们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事实上是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并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 最危险的是死亡假装生命。箴言14: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路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让自己的优先地位死。背起他的十字架：让追寻自我生命死。跟从我：向自己的计划死。只有在你愿意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你的主时，你才能开始经历到你受造时的超越人性。

需很多人觉得为了更大的事而活，是不是自己的小事不重要也不用管，作者并非此意，最终他总结到我们应该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事为神的国度而活，神的国度具体到个人身上。所以，虽然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当你有超越当下而寻求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你现在做的则比没有此想法的人更有动力和意义。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

耶稣的到来，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何为恩典？“恩典”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charis，从这个字衍生出 灵恩charismatic和恩赐charisma这两个字。慈善charity这个字也是从这希腊字根来的，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字的含意。所以恩典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慷慨,大方，就是付出，当然也是领受。但是这个字有很慷慨的含意，意思是帮别人一个忙，给别人一个礼物 出于对方意料之外，恩典的意思也很接近礼物。

所以，耶稣的到来首先是给我们的一件礼物，是从神而来的礼物，也是从神而来的恩典，为要将罪人拯救出来。

其次，也是的到来也是充满真理。何为真理，彼拉多问过耶稣：“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真理是什么，耶稣宣布过，他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真理成为人，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发现真理，这真理是爱的真理，是生命的真理，是宇宙万物永不改变的真理，耶稣的生活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是真理的化身，“因为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2:9）通过耶稣我们知道真理，也知道爱的神。

让我们更多认识耶稣，得到更多从他而来的恩典和真理。

“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hashkem）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二十三年来，耶利米每天清早起来听神的话，并将神的话传给这些人;但二十三年来，这些百姓却偷懒、怠惰、昏睡、不听神的话。

其实，hashkem 这个字不只出现在耶利米书25章，它也散布在耶利米书的其他章节里。这里总共有十一个例子∶

【耶7:13】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

【耶7:25】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

【耶7:26】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耶11:7】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耶11:8】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

【耶25:3】“从犹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

【耶25:4】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

【耶26:5】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

【耶29:19】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32:33】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

【耶35:14】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

【耶35:15】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

【耶44:4】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

这些话听来是否很严厉?进行起来是否困难重重?我们知道耶利米在那些年中，确实遭受极多的辱骂。他除了面临别人的嘲笑、排斥和牢狱之灾，同时又要与心中不断涌起的沮丧、绝望以及随时准备放弃的念头搏斗。到底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干脆去将就那个时代的潮流呢?

就在那时，神来到耶利米面前，对他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耶12∶5）神问耶利米∶你想要什么?过一个乏味、毫无挑战的人生，闲来之时与这批臃肿、低能、有如寄生虫般的人群闲逛?或者，你愿意与马较量呢?神的质问把耶利米从无力、绝望中拉起∶”我要与马一同奔驰!”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起身，开始过早起而紧凑的生活。

一颗预备好的心

hashkem有日出的意思。耶利米日出前即起身工作，他实在是心甘情愿、满有喜乐的工人。在他心中有一道晨光，每一天他都盼望聆听神的话，然后向众人传讲。耶利米想必是知道诗篇108 篇，因为这正像是他每日清晨所作的祷告∶

我的心预备好了!噢，神啊，我的心预备好了!

我要唱诗歌颂!我的灵魂，当醒起!

琴瑟啊，当醒起!我要极早醒起!

（诗108∶1—2，RSV 版本）

其实，耶利米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忍耐二十三年;他只是黎明即起，且知道这一天是属于神的。他每早起来不是去面对人的排斥，而是去朝见神;不是去忍受另一次的嘲弄，而是要和他起。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坚持到底，走这条朝圣之途的秘诀。不是满心恐惧地想着前面漫长的路，而是怀着顺服的喜悦和期待去迎接现在的每一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

有人毕生致力于持久不变的工作、持久不变的婚姻或持不变的事业，然后无怨无悔地从整个过程中慢慢消失。以他们多年持续不断地从事同一件事看来，的确相当具有毅力，但我们却未因此对他们特别钦佩。相反，我们倒会为他们经年累月地过这种激发不出任何活力与想象力、毫无趣味的生活而觉得遗憾。

但我们并不为耶利米难过，因为他不是落在一个既定的模式中，而是委身于一个崇高的目标。他没有把做过的每件事当做是乏味无聊的苦工。就我们对他的认识，经过这二十三年，他的想象力反倒比年轻时更活泼，精力也比以前更好。他从不随波逐流。在充满奇遇的先知生涯中，每一天都是新的经历。这些经验累积的结果，便形成一个无比坚强、具有无比韧性的生命。

曾经有人问裘·韩德生（Joel Henderson）怎能写出那么多本书。他回答∶””我从未写过一本书，我只不过是一天写下一页罢。”以他有限的精力和想象力，一次就只能完成一页，但一年下来就成了一本三百六十五页的书了。

耶利米坚定不移的忠诚，与他周围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善变及冲动，有显著的不同。他们满脑子计划、野心，但却丝毫没有长进;正如同约赖·福勒（Joln Fowles）一则短篇故事里的人物”——他想一天就登上埃弗勒斯峰;如果需要两天，他就没兴趣了。”

耶利米想尽办法让他们看清这种生活的空虚和可怜。他用了一个大胆、对性直言无讳的隐喻，来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戏剧化地将他们毫无意义的生活呈现出来。

你看你谷中的路，

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_要饭

你是快行的独峰驼，狂奔乱走;

你是惯在旷野的野驴，

欲心发动就吸风，

起性的时候，谁能使它转去呢?

（耶2∶23—24）

这话说得相当苛刻，人站在小山上看谷底的一只骆驼，它正上下来回地寻找配偶，沙上的足迹显示它一直不停地寻找，在原地奔来窜去;这又像是在观看一只欲心发动的野驴，在旷野里吸风，一心只想嗅出异性的气味——不管它是怎样的都好——既不受拘束，又没有目标，所追求的只有一件事∶欲望的满足。

那就是你们的光景!耶利米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的生活被欲望和冲动主宰着，根本没有交托，漫无目的与方向;你们狂乱、忙碌、到处冲撞，只为了那里能让你获得些微的满足。然而你们并非处在思春期的骆驼和驴，你们乃是懂得什么叫忠岂不正是开始过这种生活的时刻?

以色列长久以来就对神不忠。凡是包装诱人的东背把她从神那里引开，而每件稀奇古怪的嗜好也都能引走狂热。几世纪来，她就这样无休止地一物接一物地追求。

在另一篇具有相同效果的信息中，耶利米用了一个不同的乳象∶”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队前因亚述蒙羞一样。”（耶2∶36）耶利米在这里把一面镜子拿到们面前。他们看见镜里有一女子迷恋上一位沿街走来的男子。一心只想引起他的注意，但男子没睬她，她跟他进了一栋房子;同样的故事一次次地重新开始。这感情不专的轻浮女子周旋于男子间，她不在乎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她要的只是一种感觉。当然这些男子也只是在利用她，他们彼此都差不多。

这当中所要传达的信息，实在是显而易见的。你先是迷恋述，但却毫无结果;如今又迷恋埃及，结果还是一样。如果你有所进后，回顾那些时日，应该会觉得尴尬和脸红。然而神依然是爱你的，你也曾说过你爱他!你的所作所为超越了你愚蠢的幻想，它们一点都不实际。亚述从未关心过你，埃及也不会，但神却关心你。他不会允许所爱的人，也就是他为着荣耀所造的人，活在这种愚蠢和空虚中。

每一个新的早晨

耶利米从哪里学会坚持到底?他如何使字句变为行动，流露在生活中呢?当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乃是从神那里。

耶利米学会一生为神而活，因为神一直活在他心里。《耶利米哀歌》里的五首祷告诗（以耶利米的惯常写法），表达出耶路撒冷沦陷后（也就是以色列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时期）神的子民所经历的痛苦。在这段黑暗期的中期，在这五首为罪及痛苦哀伤的诗当中，有这么一节诗句∶”上主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一清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哀3∶22—23，RSV 版本）

就是这样—”每一清晨……你的信实极其广大。”神的信实并非出于责任而一再重复着，而是在新的一天蕴含了一切的惊奇和活力，以及一切事实和规律。日出时分——正是一切自然现象与命中注定同时展现的时刻。有谁对黎明的景象已习以为常?当夜晚来临，我们”被黑暗吞没，如同有一天我们将会回归尘土里;至此，我们晓得自己由这个大千世界被抹除;然而，随着黎明的来临，我们又像拉撒路复活一样，活生生地站起来了，而且发现自己的四肢和感觉毫无改变”。我们永远不会对黎明的景象习以为常，它总是带来无限的惊奇。当然，我们也会有毫无反应的时候，但直觉上我们知道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不定或疾病或沮丧所致。假使自然界的周而复始永远不会令人生厌，那么神的一再叮咛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是耶利米源源不断、持之以恒的力量来源。他天未亮就起床，为要聆听神的话。起床后，他安静、专注地到主面前。早在喧嚣、笑骂、抱怨之前，他已与神有了美好的交通，由神那里重新获得了奋斗的勇气和力量。

“但是，”耶利米说，“你们总是不听……，你们总是不听，也不理会。”（耶25:3-4）由此显出一般人反复无常的生活模式。我们的不稳定，不忠实，以及无法分别时尚和信仰，是因为我们不能早早起来听神的话，我们每天耶没有找出一段安静独处的时间，来预备这一天的生活。盖瑞·威尔斯（Garry Wils）说∶一个新造的人”必定会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他的时间表上一定有空余的时间，用来反省、研读及创造”。

耶利米行事有明确的先后次序∶他每日不间断地早起，聆听神的话，然后将所听到的说出来、行出来。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其余的选择，也不是因为他想不到其他事可做;而是他选择了耶稣所说的”不可少的一件事”，即专心聆听神的话。

*

天才多半具备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他能终身狂热地从事同一件工作，绝不会中途放弃或转向其他事物。奥古斯T写过十五篇有关创世记的注释，他从开始着手起，从未因此而自满，并始终认为他对这第一卷书——-深入生命的起源及神与人接触的最初原则—探究得还不够深刻;因此，他仍回到那些问题上。贝多芬创作了十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他从未以所做的自满，四重奏的形式不断激发着他;他达不到完美，故屡次重回到原作，企图学握所有的音符。我们认为他已做得相当不错了，但他却不这么认为。因此，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把新鲜感，创造力带入每一次的尝试中。同样的事反复来、反复去，但呈现出来的东西不再是相同的了，因为每一次冒险尝试的成果，都因为丰富的的创意而显得光彩耀眼。

于是耶利米说道∶”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所以只有这一件必须做的;不只是今天做，以后也要持续不断地做;从早起来做，不能心不在焉，而要热心地，一而再地做。

摘自尤金·毕德生《与马同跑》

1835年8月1日，22岁的大学生索伦·克尔凯郭尔于前往吉列莱尔的假期旅行中在日记里写道：“我所缺少的，是弄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自己要认识什么，在每一次行动必须先有认识这一点除外。我所缺乏的是：过一种完美的人的生活，而不仅仅获得认识，以便使我把自己思想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人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的基础之上，而是把它建立在与我生存的最深的根基紧密相联的东西之上；人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不属于我的，而我通过与我的生存的最深的根基紧密相联的东西却可以说与神性连生在一起，即使世界崩溃了，我也坚定地依恋于此。看啊，我缺乏的正是这个，我追求的正是这个······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这种内心行动，取决于人的神性的一面，而不取决于大量的认识；因为认识会随之而来，并表现为个别性堆积或表现为许多相互并立、既无体系也无中心的个别性系列。”

在这段日记摘录中，有一个揭示了当代最重要问题的关键词：生存。因此，今天研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就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各种各样的类似提法中剥离出生存这一当代至关重要的主题的原始意义。因此，认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自己讲，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与黑格尔学派的抽象思想家不同，他不把干巴巴的理论，而是把证实生命的实践看作是对真实的生存的真理性证明。他的日记这样继续谈到：

“这就要了解我的使命，领会上帝到底想让我做什么。这就是说，寻找到为我的真理，发现我愿为它生，愿为它死的观念。假使我找出一条所谓的客观真理，假使我艰难地得到哲学体系，假使需要对它检阅一番：即假使我指出任何一个部分之中的某种前后不一，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假使我阐述一种国家理论，并能够把从各处取来的细枝末节拼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并不生活于其中，只是把它展示给别人看，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假使我表达出基督教的意义，解释许多个别的现象，可这些对于我自己、对于我的生活决无较深刻的意义，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

这位独特的思想家于1812年诞生于北方的巴黎，哥本哈根。他与父亲的关系对于他的道路具有极大的意义。他父亲原是孤寂的日德兰平原上的一名贫穷牧童。令父亲终生感到压抑的是，自己在童年时曾一度绝望地站到荒原的一座山丘上诅咒上帝。这使他在以后成为富裕的毛纺织品商人的年月中陷入了忧郁，并把优郁传给了小儿子，使得小儿子的气质早在孱弱的年纪就受到最沉重的宗教严肃态度的压抑。他刚走出中学，步入大学时代，就陷入一种完全相反的气氛之中：陷入了晚期浪漫派的咖啡馆文学家之中，并成为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物。他闹得很过分，不得不从父亲家中搬到了大学生宿舍里。而忧郁仍然是他的伴侣。

他在审美阶段有多么在行，忧郁就有多么强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刚刚走出一个社团，我是它的中心。诙谐的话语从我的唇间流出。大家都赞赏我。而我，我走了出去，并且···（这里省去不说的话像地球轨道的半径一样地长），我走了出去，真想朝自己开一枪。”

克尔凯郭尔认为，忧郁这种罪过先于所有其他类似的一切罪过。它恰好是审美阶段的标志。他认为，生存并不像黑格尔派所相信的那样，可以在“体系第17章中”得到理论上的描述，而仅仅存在于现实地经历的具体生活之中，这就是说，存在于特定的生活诸阶段之中，其中，他认为有三个大的阶段：即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正如柏拉图只能从希腊文学的伟大悲剧传统出发，以他的现实地生活着的人们的对话来描述克服了诡辩论的苏格拉底的生存，克尔凯郭尔也创造出一种哲学表述的新风格，他克服了黑格尔派的诡辩，并借生存来描述生存，这表现于他的存在主义巨著；《非此即彼》和《生活道路上的诸阶段》。这种纯朴而透彻的独特哲学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在《恐惧与颤栗》中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再现》之中，在关于小鸟和百合花的言论中，这里仅先举出最便于人们了解这位深受读者关注的思想家的一些作品。他认为生存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特定阶段中的各种生活。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中，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生动人物血肉丰满地体现着生存的某个特定阶段，他们或是最低的感性阶段，即天真地信任洞穴中墙壁上的影像这一现实，或是第二阶段，即对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内心对话的思考，它使得进行哲学沉思的人摆脱了人们在洞穴生活中的虚妄，再有就是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即在洞穴之外借神这一最高理念之光洞悉理念这一现实的真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的诸阶段与这种苏格拉底式的生存三阶段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在洞穴中空想的生活符合克尔凯郭尔的审美阶段，它表现为诱惑者约翰这一沉溺于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形象，或表现在莫扎特的歌剧中的唐璜身上，克尔凯郭尔非常珍视这部歌剧最为透彻地表现出了审美的生活。克尔凯郭尔本人是在作为浪漫主义者和咖啡馆文学家时经历审美阶段的；但他同时意识到自己被反思呼唤着去批判与克服这种将自我享受愈来愈精致化的诱惑形式，这种诱惑形式的最高阶段就是黑格尔学派的思辨，它使得古典哲学最终崩溃了。在思想史上，克尔凯郭尔对生存的发现，是现实主义对思辨的理想主义浪漫式的逃避现实的冲击。他早期的批评性、审美性作品就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些作品中，他批判了自己同时代的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汉·克·安徒生。

他的批判所针对的主要是最严重地蒙骗了时代的黑格尔派，黑格尔派在丹麦有一位非同寻常的代表人物，即克尔凯郭尔原先的老师，讲师汉斯·拉森·马腾斯，此人后来于60年代在丹麦成为典型的领袖式神学家，他的《教义学》与《伦理学》也翻译成了德文，可算是我们祖辈最喜爱的神学作品。马腾斯关于思辨的教义学的讲座引发了青年克尔凯郭尔同黑格尔主义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不久，这种忧郁在与他周围的黑格尔派讲师们与牧师们思辨性傲慢态度的完全对立中，他又感到自己被宗教式忧郁带来的一种愈加深重的不安呼唤着，脱离了这种哲学式的陶醉。他在日记中与一位黑格尔派分子辩论，此人强调恶作为善的对立概念具有辩证的必然性，从而把罪过的严肃性搞得支离破碎。他认为，为了使拯救成为可能，罪过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克尔凯郭尔激动地在自已日记的页边上写道：“愤怒的上帝是不会与此通融和解的。”他看到人在黑格尔派的泛理论中面临的自我崇拜的深渊后，就摆脱了审美生活的诱惑。他学会了借苏格拉底式的佯装无知法所具有的生存严肃性来克服浪漫派的佯装无知法所带有的戏谑式的自鸣得意，并以前者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的主题，以此有意识地再次展示了这位在西方文化中最早的生存思想家的自由行动。

只是这里有个关键性的区别，这是他在《哲学片断》和《非科学性附言》中对黑格尔主义进行总的哲学清算时表现出来的。苏格拉底尚未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意志的邪恶的残缺不全，这种认识只有借助基督教的启示才可获得。苏格拉底本人在思想史上理所当然地代表着“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即天真地相信人可凭进步着的理性而臻于完美。我未做到善，只是因为我尚未认识到善。道德可通过对善的启蒙教育来传授。应当看到，在苏格拉底身上，理论思维的优先地位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是在生存中对已然认识到了的善加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相反，保罗则在罗马信札中展示了理智所不能跨越的人类罪过的深渊，这一深渊彻底分开了理论认识与生存的现实。我的精神中的法则要求行善，而我的躯体中的法则却违背这一要求；“我愿望的善，我不去做，而我不愿的恶，我却去做。我这可怜、不幸、罪恶的人，谁会把我从这死亡的肉体中解放出来呢？”从审美生活到伦理生活的过渡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出自绝望的飞跃，出自攫取恩惠的信仰的冒险。克尔凯郭尔认为，生存的各个阶段并不是持续地相互过渡的，绝望的深渊将任何一个阶段都与另一阶段割裂开，这种深渊只有通过信仰向恩惠的飞跃才可跨越。理想主义的思辨在基督教启示这种深渊之后还想将人拉回到如今已不合时宜的“古希腊文化”中去，并借此从人身边骗走生存。

这样一种深渊同样把伦理阶段与宗教阶段分离开来了。在此，使人触礁的岩石就是“顺天安命”（满足于不得已而求其次，而不是绝对地去要求），即小市民气。克尔凯郭尔在阐述这一实质上是他的不幸爱情的基础的阶段时，彻底地批判了市民阶层的自满自足感。他认为这个伦理阶段就体现在法官威廉对婚姻、职业、祖国的质朴见解之中。但现代人的问题在这里才开始了。克尔凯郭尔以天才的预见力看到了，只要天然的社会秩序在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时代解体了，所有这些在19世纪看来毫无问题的制度就必定会因为小市民阶层习惯于毫无主见而荡然无存。他以“警察天才”的本能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想对此保持警觉。在他的年代，国家基督教所带有的宗教冷漠感也是市民阶层威胁到人的生存基础的顺天安命思想，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伦理阶段与宗教阶段都不是有意识地采取的自我选择决策所带有的那种冒险性，而通过冒险，人才能以漫不经心的大众生活进入本原的生存。

“如果人的四周一片寂静，庄严得像明星闪烁的夜晚，如果灵魂在整个世界上形单影只，那么灵魂所面对的就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永恒力量本身；仿佛天国敞开了，自我选择了自己，或者不如说，自我接受了自己。灵魂看到了至高者，而这是非永生的肉眼所看不到的，也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人接受了封爵，被封以永恒。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另一个人，而是成为了自身。就像一位继承人一样—假设他是世界上所有财富的继承人-，只要他还未达到法定年龄，就不能来继承什么，就连最富有的人在选择自己以前，他也什么都不是，而当最贫穷的人选择了自己，他就是一切。因为伟大并不是指成为这个或成为那个，而是指成为自己；而只要每个人愿意，就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不是克尔凯郭尔本人所深深地忍受和抗争的。与迷人的16岁的蕾吉娜·奥尔森订婚，使他步入了伦理阶段，他赞美她道：“上帝召唤了我。”但在订婚后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忧虑的问题：“或许还有别的命令？”他多么想与她共享欢乐，按照已故的父亲的愿望，做个神学家来找到自己在市民阶层中的职业！但他看到，顺天安命的生存是有问题的，是内心不真实的，这种生存空谈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不是在他自己生存抉择中表现，“看看这个钉上十字架的人”这一可怕的现实，并靠这种空谈来过活、挣钱和建立家庭。解除婚约后的痛苦以及这一行动在虽是花花世界，却满是市侩气十足的飞短流长的小巴黎，即他尖刻地说的“买卖城市”哥本哈根中招致的误解，将他驱赶到国外，前往柏林，在那里，他自1841年11月起在大学里听谢林讲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许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也听了这次值得记念的讲座。恩格斯在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中描述了当时的一代人如何通过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来的老谢林去摧毁“黑格尔泛神论这颗不和的种子”，而谢林的“启示的哲学”由于过分地与已死了十年的黑格尔论战却恰恰唤醒了当代人重新关注黑格尔。克尔凯郭尔也在日记中鲜明地指出了已经过时了的愤世嫉俗的哲学浪漫主义这种不寻常的效应。我们读到：“谢林真是信口雌黄”；我们听到谢林恼怒地说：“我明天接着讲”，因为他对自己的听众大为恼火。克尔凯郭尔在《再现》中经典式地描绘的种种柏林印象，与他解除婚约的可怕经历一道，把他召唤向自己的创造性使命：以另辟蹊径的观点来同黑格尔主义和当时的伦理、宗教自我欺骗进行论战。约翰尼斯-霍伦贝格在他的两部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即传记与作品介绍中，阐述了具体的详情，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介绍。（参见附录的年表）这里只是还要指出，克尔凯郭尔本人同样经历并证实了宗教阶段的充分的严肃性和沉重的痛苦。在宗教阶段，才真正开始了殉难。他在第一部作品获得成功后便使用笔名，以此放弃了当时的丹麦卓越作家的声誉，每个十年的事件已把当时的人不所理解的哲学沉思提高到了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他并不像肤浅的评价所说的那样，是个人主义者、主观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出自对堕落的社会的爱与责任感走入孤独中去的，为的是像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中的哲学家那样，独自在洞穴之外获得真理，然后回去，把真理带给在洞穴生活中迷失方向的同胞们。他的生存诸阶段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其最宽的阶段，即审美阶段，开始于灵魂即精神的极大的非个性化，在信仰的冒险之中越过绝望的深渊而前进到发现自我的顶端，即个人面对上帝的生存。只有通过哲学家的殉难，才能针对没落文化时代的非个性倾向，重新开始呼唤人作为个人面向上帝：思辨总是一再以各种形态，例如今天反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威胁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概念的宗教基础“排除在外”，从信仰中重新创造人并予以世俗化，由此把克尔凯郭尔的卓越之处重新降低到审美的、享乐的自我崇拜这一非个性化阶段。反抗这种诱惑以及从中生长出的对社会一文化的威胁，就是我们的使命，而我们只有始终关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本选集的着眼点是尽可能适当地有助于今天的人关注基督教的苏格拉底，即克尔凯郭尔。它从克尔凯郭尔作品与日记中收集的各章节，都无需广泛的注释，这一沉重的包袱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们表达了我们今天必要的价值和真理。克尔凯郭尔作品的超时代性与永恒之处，应当尽可能不加历史的和诠释性的资料，而直接与今天的人们对话。克尔凯郭尔的这些思想是超越一个世纪仍然活跃着的对我们的呼唤，它们能够也应该对于我们自己的疑问与勇气具有现实意义。无论对于克尔凯郭尔的时代，还是对于我们的时代，思想努力的中心是人作为“面向上帝的个人”的境遇，表现为信仰终生努力向上。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只有成长的信仰才是有生命力的信仰，因此，克尔凯郭尔关于“继承基督”和生存的“行动的基督教”的论述对于我们就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必然性结论就是，克尔凯郭尔要求内在化的生活，即在受难与苦行中认真严肃地实现基督徒的生存，有生命力的信仰需要受难和苦行，这就像没有严厉，爱就永不可能是真的一样。在喧嚣与吵闹的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时代，这种对恩惠的严肃追求只能在内心与宁静中进行，这并不是逃离世界，而是投身于反对这种反基督教的新式异教即市侩气的国家教会所习惯的群众生存的生死之战中去。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财富所不能够也不允许缺少的；因为每一点都决定着其他各点。克尔凯郭尔总是激烈地反对把自己著作中的个别思想孤立化。他惧怕讲师们的时代，他们毁掉他的作品，即他们省略和忽视掉使人感到不愉快的东西，或者把他从永恒追求这种真正苏格拉底式的渴求真理中形成的矛盾性思维重又变成欺骗人的息事宁人的体系性思维。由此，他的生存概念的宗教严肃性会被降低到审美阶段的非个性化立场上。他不想制定体系性的规则，而要起到纠正的作用，充满激情地保持人的生存的开放式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未完成性。因此，他的中心悖论是：“主观性就是真理”，同时：“主观性就是虚妄。”这种永远开放的二维辩证法不能够也不可以被三维体系思维“中介化”，即被扼杀在逻辑的“和解”中。他的所有思想都以这种悖论的伟大的生存真理为目标，这目标与现代人的一切文学一哲学式自我崇拜相对立地建立起新的信仰中心：“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一切，他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把它们变为虚无。”克尔凯郭尔不是以萨特一黑格尔的人一神，即将自我神化为自身存在的根据的人，也即自我设计的人，而是以自己的悖论：“主观性是真理又是虚妄”来使路德的新的信仰来源成为可能：“正义同时又是罪孽”：我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才是正义的。我仅生存于信仰着地攫取恩惠之中：“正义源于真正的永恒！”

神学博士、哲学博士

莉泽罗特·里希特

宋尚节，1901.9.27出生在莆田，小名天恩，学名尚节。1920-1927年留学美国。1926年，化学博士毕业。1926-1927年，纽约协和神学院。1926年圣诞节前，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自问： “要是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他是你的见证人，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可曾受过圣灵的洗？得了丰盛的生命？”信没写完，我内心受到责备，自己虽然进了神学院，却没有受到圣灵的洗，因此不顾一切！决心追求新生命。

重生经过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我正跪着祷告时，神在灵里向我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林前１∶１９）声音是细微而温和的，人的学问才干算得了什么？我一夜未闭眼，心神彷徨，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的早晨。时间一天天过去，心灵被罪担压得没有片刻的宁静。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晚上，我迫切流泪地祷告。夜里十点开始，一幕幕的罪剧开映，甚至隐而未显的罪也清楚地现出。剧中的主角是我，一转念想起箱底有一本久被遗忘的新约圣经，打开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仿佛魂游象外，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来到各各他山上，我感到自己背负的罪担重得几乎要把我压死。 主已高悬在十字架上，两手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我谦卑地跪在十字架下，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亲自看见主耶稣，脸上发光，手有钉痕地对我说：“你要改名为约翰。”主还给我解释：施洗的约翰修直主的路，作他的先锋。当主第二次来，主仍要选先锋，先锋不是一个人，他召我作先锋之一，宣扬天国近了，主必快来的消息。 晚上一点时，我全身疼痛难当，全身骨节、心脏肺腑，没有一处不疼，好像受了重伤。蒙圣灵提醒，使我明白与主同钉死的真理。 难忘的重生之夜，看到属灵活动影片，共有七大本，从看见自己罪恶的真相，映到奉差遣的一本为止，这时天已破晓。 一到天亮，我不顾一切逢人便述说昨晚主向我所作的是何等奇妙的事，明知要受到讥诮讽刺，我毫无顾忌。

重生后的我，除在房间内灵修外，不时到外面去布道作见证，流泪劝人们来就基督，而且很诚恳地指出一些传道人、牧师的罪，用爱心请他们和自己一起跪下祷告，求神饶恕自己疏忽圣工的罪。可惜他们很少有人肯谦卑虚心领受。我本来就有音乐的嗜好，等我重生后，时而高歌赞美，时而流泪低吟。这一切都被协和神学院当局断定我患了精神病。送到了精神病院。 我蒙神指示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读完圣经四十遍，不是咬文嚼字地读，如用“爱”或“信”、“义”字来把全部圣经贯通起来读，如饥似渴地读经。

附：日记中有主仆人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科学、历史与宗教”，此文可算为主仆人留美七年的总结。中文写道：”忆高小毕业时，我目空一世。中学时期，我目空一国。大学时期，我目空一校。硕士时期，我空一己。到博士时期，则空空如也，恨早不自谦也。在哲理中学，我各科都是最优等。在大学时期，我学冠三百人以上。在攻读硕士、博士时期，我各科亦最优等，我非不苦学也。初到美国，只有六元美金，以后一切都自给，得三个学位，得两个最优等荣誉奖章，费时五年六个月。在精神病院近七个月中，我得遍览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变迁史，我始终不信自己有精神病也。但我之观念变矣，基督即我之生命，历史即我之师，科学即我研究之工具。我乃已死之生人。就世界与我而言，我只有四个主义：（１）实行主义，（２）神爱主义，（３）无己主义，（４）空世主义。人以我为痴亦可，以我为狂亦可，以我患精神病亦可。”

今天，你们的一位救主诞生了，-而当他诞生之时，正值深夜。

这是一个永恒的象征，这必定是一个深夜，-当救世主诞生时，在子夜中出现了白昼。

今天-正如上帝说“今天”一样，也正如书籍出版时注明了“本年印刷”一样-是个永恒的日子。每当有一个人真正成为基督徒时，都代代相传，吟诵这一日子，这就是说：今天，你的一位救主诞生了。——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

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庆祝耶稣的诞生，虽然时间已过去2000多年，我们还是称这件事情是大好的信息，是新闻，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不知道他的诞生和自己的关系，也不知道是如何重大的信息。即使对已经迎接过耶稣的基督徒每年圣诞节也是一个重新温习和耶稣的相遇过程并重新确认耶稣已经来到自己心里的季节。

当耶稣来到一个人的心里，这个人就开始了“主后”的人生，就有了公元前后的分界点。今年圣诞节你的属灵生命多大了？

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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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后记：当代的对比

为了增加我在前几页中所提出论点的深度和现实感，我将通过现代生活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设想了两个人在相似的环境下工作。我首先做了一张合成照片。所有细节都取自生活，但没有一位传教士提供所有的细节。所得到的画面因此是虚构的，但我认为人们会立刻认出这代表了一种真实的类型，而不是一种罕见的类型。第二个例子则不是合成的。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实际经历；故事几乎完全摘自他工作日记中的内容。

第一部分

这位传教士是一个好人，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真诚地希望建立起本地教会。他在一个大的地区工作，努力完成两三个人的工作。

他首先建立了学校和教堂。他明白，除非他所皈依的孩子们能够接受一些教育，否则他们无法按他期望的方式进步。他看到了他们父母的贫困，无法为教育做出太多贡献，甚至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几乎无法承受失去孩子的帮助。因此，他不得不寻找其他支持来源。他向各种团体求助，写信，争取家乡朋友的支持，筹集捐款。他不断劝诫并教导他的皈依者，直到他们开始明白，帮助教育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而且他们知道他是为了他们的福祉，因此愿意帮助他开展任何他开始的工作。于是，在他们的贫困中，他们捐出了钱和劳力，最终建起了学校——村里的小学和一个位于中心站点的中学。学校建在传教区的土地上，属于传教区，传教区提供了教师，并依赖教师保持教会成员对学校的兴趣，并鼓励他们送孩子上学。

同样，传教士为他的人民建了教堂。他说，如果集体教会生活要成为现实，皈依者必须拥有教堂。这些教堂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且需要不小的劳动力和焦虑。在某些情况下，他实际上亲自参与了建造工作；在所有情况下，他都进行了细心和持续的监督。他非常担心他的建筑应当尽可能好，并且尽可能像一座教堂。不仅是外观，他还力求内部的设备既要好看又要完善。通过他在英格兰的朋友们的帮助，他成功地为其中一些教堂提供了钟和风琴。他引进了穿白袍的合唱团；他还促使英格兰的女性协会为他寄来了祭坛布和祭坛帷幔。他指导他的人民使用《祷告书》，并通过持续的努力教会他们有序地进行礼拜。他甚至让他们学唱《古代与现代圣歌》的翻译版，因为他们是音乐人——尽管这些曲调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翻译也不完美，有时几乎让他们无法理解。因此，他的教堂礼拜成了来自英格兰的访客们的赞赏之处。

然而，他并不完全满意。教堂和学校都需要持续的监督。皈依者往往有这样的倾向：一旦他的激励性存在被短暂撤走，事情就开始衰败。白袍变脏破，祭坛布被虫蛀，建筑物本身也被忽视。人们有时会开设非正式的礼拜，唱本地人写的、用本地旋律演唱的圣歌，忽略了每日的公祷。他感到气馁。他意识到，要建立起一种他理解的体面的、有序的礼拜习惯，需要很长时间。他的皈依者已经慷慨捐款，他曾夸赞他们的自给自足。然而，他们似乎并未将这些成果视为他们自己的。他们似乎没有热情地去吸引那些未信的邻居加入教会。

因此，他热烈欢迎一个教区计划，目的是建立本地的教会委员会，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人民能够学会更聪明、更积极地参与教会管理。他立即开始实施这个新方案。他指示本地牧师和助手们去组织委员会选举。一开始，牧师和人民都不理解这一做法。他们只看到这不过是获取资金的一个新方式。当地的一位牧师这样向一位陌生人描述了他的经历：“人们走到我们面前，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想被咨询。传教士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告诉他们：‘传教士安排的，他们希望你们这样做，他们认为这能让你们在事务管理上更有能力，并使你们更具自给自足的能力，我们必须这么做。’然后他们做了。渐渐地，他们发现被咨询是有趣的，感觉到自己变得重要起来。他们不仅捐款，还在一定范围内管理了这些资金。确实，传教士审查了所有的账目，并强烈反对任何未经授权的开支，但仍然，在他的指导下，他们确实管理了一些资金。他们也学会了批评资金的使用。他们知道从传教区得到的钱很多，他们推测传教士管理着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多的资金。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捐了多少钱。他们知道传教士夸耀他们的慷慨。他们也开始感觉到自己做了很多。对于外人，他们的第一句话常常是谦虚的夸耀自己在自给自足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第二句话则暗示他们从传教基金中得到的资助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多。”

当然，他们没有被允许在自我治理方面走得太远。传教士认为，如果那些还没有学会走路的人被允许跑步，那将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所有的会议都是传教士所认为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自由提议和讨论。“如果他们做了自己想做的事，那我该怎么办？”传教士说，“如果他们想做我不赞成的事情呢？我必须把事务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点得到了本地牧师的大力支持，他们完全独立于自己的会众。传教士希望任命一位特别的教理教师，专门负责教导孩子们——一种专为儿童设计的传教方式。在一个牧区，牧区委员会没有看到这一计划的智慧或必要性，但传教士表达了对这一计划的支持，于是牧师按照传教士的意见执行了这项计划。牧区委员会拒绝支持这一计划，结果牧师否决了他们的决议。地区委员会在传教士的主持下通过了这一提案。计划得以实施。牧区委员会此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由于这一提案绕过了他们，他们不同意这一计划，因此他们不会为该计划提供任何资金。牧师再次否决了该决议，并从教会基金中支付了费用。尽管委员会成员并不总是与传教士意见一致，因此不得不被推翻，但他们的存在的确鼓励了皈依者的自给自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了他们自我治理的艺术。传教士对此非常满意。他真的希望他们学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是他认为在早期阶段，他们不能允许自己走错路。

同样，在纪律方面，他非常希望教育人民。他并不认为仅仅依靠白人传教士的命令来行使纪律。他认为人民应该被代表出来。在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中，他会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如果案件有任何特殊的难度，他会亲自下去并坐在调查委员会上。毫无疑问，公正得到了执行。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基督徒往往在传教士在场时拒绝款待那些被逐出教会的人，而在传教士不在时又接待他们。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动的重大责任。如果有人建议，如果本地的教会在最初单独行动，事情可能会不同，回答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本地委员会宽恕了道德上的过错，那就太可怕了。”

如此这般，传教士在治理他的皈依者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成效，因此他被任命为教区大会的秘书。在那里，他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能力。只可惜，他的语言能力不足以迅速写作或翻译论文，因为大会的规定是所有事务必须用本地语言进行，但这个问题通过放宽规则得以解决。幸运的是，几乎所有的本地会议成员，或者至少是有影响力的成员，都能说英语；演讲者在特殊场合可以使用方言，以便那些听不懂其他语言的人能理解。然而，即便如此，传教士和他的同伴们还是感到有必要将事务的管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天，他的一个教区成员在大会上提议，将一栋原本为外籍传教士建造的住宅，改建为该地区的中学。这是传教士完全反对的提案。这直接冲击了他在中心车站亲自管理的中学的地位。他站起来反对这个提案。然而，他无法说服提案者，后者再次站起来，开始为他的计划发表长篇演讲。提案者非常急切，因为他是这个地方的本地人，而且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教会成员。于是，传教士打断了他，果断地结束了他的演讲：“反正，这是我们的建筑，不是你们的，我们不会让你们把它用作那个目的。”

第二部分

第二位传教士负责的地区要小得多。他开始时向他的主教提出请求，希望撤回通常为他传教站提供的津贴。他希望自己和三位本地教理教师的工资由他们自己领取，但不再需要其他资助。“如果，”他说，“我们需要钱做某些事情，我们会申请，并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计划做什么，和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您认为合适，可以从传教资金中提供帮助。我会确保工作完成，并在工作完成后告知您。但我不打算保留任何传教账户，因为我从不把传教资金放在自己手中。”

根据主教的指示，并作为教区计划的一部分，他让四个小教会选举出一个委员会，并利用这个委员会。如果任何教会需要做什么事情，要么是会众自己发现需求，要么是传教士提出需求，直到会众感受到这个需求。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需求时，会众会集会讨论（如果传教士在场，他就在；如果不在场，他就不在），并考虑他们能做些什么来满足这个需求。如果他们能够满足，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当传教士来巡查时，他们会自豪地展示他们的工作，并得到应有的赞赏。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就会指派代表去教区委员会请求帮助。代表们会出现在委员会面前，陈述情况，说明地方教会能承诺多少费用，还需要多少。

教区委员会手中有一小笔基金，由财务主管管理。如果委员会批准了计划，就会投票批准资助。如果这笔资助不足以满足需求，传教士就会将问题报告给主教：“地方教会想做某些事情；它愿意出多少资金；教区委员会愿意出多少资金；他们仍然需要多少。我认为地方的捐款足以证明人民对于这项工作真的很重视（或不重视，视情况而定）。我认为教区委员会的资助足以证明委员会一致同意应该做这项工作（或不做，视情况而定）。您能补充差额吗？”如果资金获批，它会交给教区委员会，后者将其与自己的资助一起交给地方教会，工作便完成了，事情就此结束。

最初，这让人们感到十分惊讶。一所地方教会想要一所学校。人们请求传教士在他们的村庄里建立一所学校。他们说：“我们想要一所学校。” “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传教士回答道。他们惊讶极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办一所学校？” “你们的异教邻居是怎么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他们自己凑钱，邀请老师。” “那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但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传教士总是安排老师。” “我不能为此负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给你们找老师。我没有老师，你们有。你们中间没有人能教几个小孩子读书、写字和背诵教义吗？” “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吗？” “当然，为什么不可以？” “那我们该怎么付老师的工资？” “听着，”传教士说，“你们去考虑一下，商量一下，看你们能做什么，然后来告诉我。如果你们有困难，我或许会从我自己的口袋里给你们一点捐款。”（这里他犯了个错误；他应该告诉他们向教区委员会报告，但这是他的第一个案例，他自己也没完全考虑清楚。）于是他们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就开始了。这个项目花费了传教士大约1英镑。

他很少谈论教会、身体或合一；
他总是以教会、身体和合一是真实的事实来行动。他把教会当做教会来对待。他拒绝把教会的个别成员当作单纯的个体。在他到达这个地区之前，曾发生过严重的纷争和扰乱，极大的迫害和痛苦。出于对生命的恐惧，一些基督徒曾经背离了信仰。他们虽然没有像我所知的那样，行异教的仪式，但他们不来教堂；他们也不愿意公开和基督教会聚集在一起。传教士并没有去找这些人。他专注于教会。他提醒教会，这些离教的基督徒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如果继续未悔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提醒基督徒，他们是教会的永久成员，教会的名誉对他们至关重要。他询问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并让他们自行决定应该怎么做。他们选出了几位代表，去拜访那些离弃信仰的基督徒，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危险，并请他们决定要站在哪一方：站在基督的一方，还是站在异教的一方。他们派出代表，带着祈祷，听取报告后心存感恩。几天后，大部分离弃的信徒被重新接纳回教会。

有一个案例更为复杂。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教会中的一位显赫成员赶走了他儿子的妻子，并为他安排了与一位迫害者社会中领袖的女儿结婚。这件事发生在传教士到达该地区之前已有两年多。两年间，这个过错一直没有被提起。这个犯错者和他的儿子名义上仍是基督徒。一旦传教士发现了此事，他召集了教会成员。再次，他向基督徒强调宽恕这种过错所带来的严重且明显的危险。然后，他让他们思考应该如何处理。过了一段时间，教理教师和教会中的几位成员来到他面前，告诉他，教会一致认为应该公开开除这两位犯错者。对此他回答说，本地教会没有权力开除任何成员，他们能做的只是将决议提交给主教，请求他采取行动。他表示愿意以教会的名义写信给主教。于是他这样做了。

但与此同时，他遇到了那位犯错者，并告诉他教会正在采取的措施。那人来见他，显得十分不安。“为什么，”他说，“你不能像你们的前任一样行动？以前，如果有人做错了，神父写信给主教，主教再写信给教会，信在教堂里宣读，犯错的人避开，然后就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基督徒都卷入这些事情？”传教士回答说，公开的、众所周知的罪行不仅仅是神父和主教的事情，而是整个教会的事情，教会理应以集体的身份来处理这样的情况。“那我该怎么办？”那人问。“我无法忍受。”传教士回答说，他不清楚该怎么办，但他认为，如果那人真心悔改，公开在教堂里认罪，并在城里张贴自己的忏悔，使教会的名誉得以清白，那么基督徒们可能会满意，他也可以作为悔改者继续留在教会里，直到上帝的手为他指引恢复的道路。于是，那人离开了。

之后，传教士遇到了教理教师，并告诉他所说的话，询问他是否认为基督徒们会满意这样的忏悔行为。“他们怎么想并不重要，”教理教师回答道，“这种事情自世界以来从未发生过。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不会那样做。”然而，他做了。被主教开除是一回事，但被邻居开除则是另一回事。整个教会陷入了骚动。许多基督徒与犯错者有亲戚关系，他们对此事十分重视。教会里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日日夜夜都为此祈祷。那人站起来，在教堂里宣读了简明而明确的认罪词。在认罪词中，他承认自己犯了这样的过错，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上帝和教会的律法，他坚信在基督和祂的教会里能找到救赎，从此他会尽力使自己的生活符合上帝的律法。随后，他和教会的几位领袖一起，把这份认罪词张贴在城门的四个门口。

很快，传教士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将教会视为一个整体。当问题出现时，他只有一个回答：“告诉教会。”有一天，一位男子来找他，诉说了长长的迫害故事。他说，自己的一块地标被一位异教邻居搬走了，而那邻居不仅偷了他的东西，还指控他自己犯了他自己曾犯的错。受害的基督徒请求帮助以对抗他的敌人。他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告诉教会。”最后，他这样做了。一个星期天的主日礼拜后，他站起来说：“我有事要向教会汇报。”所有人耐心地听他讲完了整个故事。然后，一位年长的农民站起来问道：“你的对手把此事告到法庭了吗？”“没有，但他威胁要这么做。” “那么我提议我们先暂时搁置此事，直到他实施他的威胁。”没有再说其他话。几周后，这位男子又来到传教士面前，说他的敌人已将案件告上了法庭，并请求帮助。又是一位年长者站起来：“我认为我们最好再也不讨论这个问题。”再次，所有人都默默接受了这个判决。在这片寂静中，整个教会已悄悄地判定了那位兄弟的错误。他们认为他错了。一个本可能让外国人感到困惑且让他做出严重错误的疑问，就这样被解决了。教会里没有人敢告诉传教士那个人错了，也没有人敢建议他不为别人提供帮助。但没有人愿意自己为邪恶辩护；没有人需要打破那沉默的谴责。大家都知道案件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没有人会敢私下说出来。那位年老、受人尊敬的领袖，尽管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愚钝，尽管他可能是个平凡的人，却在教会的议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履行了一个职责，这个职责会让最受过良好教育、最聪明的教师也感到为难。

很快，教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一个又一个的主日，教会会众坐下来讨论教会的秩序问题，或是彼此传授信仰。传教士大多数时候都不能亲自到场；而当他可能在场时，他反而认为让会众自己解决问题更为明智，于是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讨论问题和困难，等他们做出决定后再向他报告，或者如果有需要再向他求教。他不害怕他们会犯严重错误或在背后做出仓促的决定。越是他从他们中间退后，越是他们在有需要时转向他，越是他们寻求他的建议，越是他们告诉他他们的计划，越是他们帮他避免了困难。有一天，在他从一个偏远村庄回来时，迎接他的教理教师问了一个熟悉的问题：“您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吗？”“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我们领养了一个婴儿。”一群基督徒的孩子在田野里玩耍时听到了哭声。他们四下寻找，终于发现一个箱子，箱子上轻轻地覆盖着泥土，哭声正是从那里传来。他们把箱子打开，发现了一名婴儿。他们把它带回了家。那位父亲十分贫困，完全无力养活这个孩子。所以，第二个主日，他去教堂讲述了这个故事。于是，基督徒们决定把这个婴儿交给其中一位成员照顾，并每周支付一些生活费。婴儿被取了一个名字，英文意思是“获得爱的那个人”。当传教士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感到很高兴。如果他没有教会人们“告诉教会”，婴儿可能会被丢在他家门口，他也许会被迫开始建立一个昂贵的“弃婴之家”。但幸运的是，教会已经学会了管理自己的事务。

有时候，他也会建议给予慈善帮助。有一天，教理教师告诉他，一个贫穷女人的丈夫去世了，她的家人正为安葬事宜困难重重。“让某某人把这个情况带到教会面前。”会议后，传教士问教理教师教会做了些什么。教会捐了多少钱。“够吗？”“差不多。”然后，传教士作为教会的一员，也可以捐助。他不在教会之外，他可以和教会一起行动，但不能代替教会，或在没有教会的情况下行动。

所有这些听起来可能很微不足道。但它确实使得教理教师看到了本地教会的希望，远比他所受的所有教义教育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不到三个月，他就学到了这一课。这里记载的所有事情发生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和许多人在那段时间结束之前，就已经深刻理解了这个局势的真相。一天，教理教师走进传教士的屋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先生，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传教士回答，“我想我知道，但我想知道您认为我在做什么。”教理教师回答：“先生，如果您继续这样下去，您将建立一个本地教会。”

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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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应用

可以这样问：今天，是否可能按照我在前几章中所述的使徒方法进行传教？很明显，我们的传教工作到目前为止走的是非常不同的道路。那么，是否可能从中得出有用的结论？是否可能在不摧毁我们目前所建立的根基的情况下，把这些方法引入到我们的传教工作中？

我们已经看到，使徒成功建立教会的秘诀在于遵循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则归结为某种形式的实践准则：

(1) 要想持久，所有的教义必须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能够被接受和理解，以至于那些一旦接受的人能够保持它、运用它，并传递下去。所有教义的检验标准是实践。任何无法被理解和运用的教义都不应教授。

(2) 所有的组织同样必须具有可理解并能够维持的特性。它必须是人们能够看到其必要性的组织。它必须是人们能够并愿意支持的组织。它不能如此复杂或昂贵，以至于小而新生的社区无法提供所需的资金来维持它。所有组织的检验标准是自然性和持久性。任何不能被理解和延续的组织都不应作为教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建立。

(3) 所有为教会正常生活和存在所做的财务安排应该是这样的：教会成员自己能够并愿意独立管理和控制他们的事务，而不依赖任何外部的资助。所有本地资金的管理应该完全由本地教会掌握，本地教会应当为自己的目的筹集和使用资金，以免他们变得贫困，或者依赖任何外国团体的命令。

(4) 应当认真灌输并实践基督徒相互之间的责任感。整个社区应当对洗礼、按立和教会纪律的适当管理负责。

(5) 应当自由而迅速地授予行使属灵恩赐的权利。任何可能加强教会生命的东西都不应被扣留，更不应扣留那些对其属灵生存至关重要的东西。享有这些恩赐的自由不是一种可以被扣留的特权，而是必须承认的权利。准备接受权威的标准是能够接受恩典的能力。

我们进一步看到，圣保罗能够以如此大胆的方式行动的力量是信心的精神。信心，不是对皈依者的自然能力的信任，而是对他们心中圣灵力量的信任。

现在，如果我们要实践任何接近保罗方法的、有力量和直接性的方式，绝对必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拥有这种信心，这种精神。没有信心——对圣灵的信心，对我们皈依者心中圣灵的信心——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直到我们恢复这种信心，我们无法像使徒一样行动。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识别皈依者内心的圣灵恩典；我们永远不会信任他们；我们也永远无法激励他们对圣灵在他们自己身上力量的信心。如果我们不信任他们内心的圣灵力量，他们也不会学会信任他们内心的圣灵力量。我们不能信任他们，他们也不配被信任；而信任——那种能培养出可信赖的信任——是保罗方法中任何成功的唯一关键。

但是，如果我们做出那伟大的信心尝试，那么即便如此，应用保罗方法仍然充满了困难，因为正如我所指出的，我们皈依者的过去历史与他的皈依者历史非常不同。今天，大多数传教士都负责在已经建立的基督徒社区中工作，这些社区往往有着长期的外国管理和外部支持的历史。这些社区可能会在一切事宜上依赖传教士。他会得到一些本地牧师、教理教师和教师的帮助，他们的工作是由他来监督。后者也会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寻求他的指导和鼓励，甚至可能依赖他提供明确和具体的指示——即使他们不依赖他的倡议和启示来避免停滞。在中央传教站，他几乎肯定会发现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复杂的设施，而本地基督徒社区并未建立，也无法在没有外国资助的情况下维持。 他会发现，他们已经或多或少被灌输了一套完整的神学和教会学说，而他们并未能完全消化。他还会发现一个复杂的财务系统，这使得他最终要负责筹集和管理他所在地区的所有资金。他会发现，关于洗礼、推荐教会职务候选人和执行纪律——所有责任几乎都由他一人承担。简言之，他会发现，他被期望充当一个几乎不受控制的独裁者，仅受主教的警告或一群白人委员会的指示约束。

他不可能忽视这种情况。他不可能假装他所管理的基督徒社区有着不同的历史。他不能抛下他们，逃跑到一个尚未开发的领域。他也不能从头开始。

然而，如果他拥有圣保罗的精神，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实践圣保罗的方法的，尽管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他不能改变过去，但他可以改善现在。他可以始终牢记自己是在为外国传教士的退休做准备。他可以在自己的人民中生活，并与他们打交道，好像他没有继任者一样。他应当记住，他是教会中最不持久的元素。他可能生病回家，可能去世，或者可能被召唤到其他地方。他消失了，教会依然存在。本地基督徒是持久的元素，教会的持久性取决于他们。因此，他必须时刻记住，如果他被撤离，他们应该能够继续工作，好像他还在一样。他不能依赖，也不应该依赖任何继任者。在许多情况下，事实上他在未来几年内根本没有继任者。从国内派来的人员严重不足，以至于无法保证有足够的欧洲传教士来维持所有现有的传教站。显然，在任何大国，都不会，也不应该有足够的传教士来管理所有类似的传教站。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根本没有继任者。无论如何，希望没有继任者是教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并努力确保在没有外籍监督员的情况下，不会导致我们过去在撤走外部支持后所看到的那种令人遗憾的基督教衰退。让外国传教士安全退休，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1) 他可以在所有工作中将人们与自己联系起来，使他们彻底理解工作的性质；(2) 他可以实践退休。

(1) 他可以在所有工作中将人们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不需要做任何事而不让他们合作。我的意思不仅仅是他可以与一些看似与自己思想契合的人合作，而是他可以教育整个会众。在过去，我们总是选择了自己挑选的个别人员；我们从上而下开始教育。现在所需要的是从底层开始。领导者必须由社区推选出来，而不是由传教士强行提拔起来。必须让整个教会认识到它的统一性和共同责任。至关重要的是，他不应允许——他一定不能鼓励——整个教会把所有责任推给别人。如果他只与一些自己选定的人打交道，他无疑会使教会丧失责任感。为避免这种危险，他可以首先将所有事务提交给整个会众。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会迫使整个教会理解它的责任，同时也会迫使那些自然成为领导者的人理解，正如他不能因为主教任命他为领导就可以作为独裁者一样，他们也不能因为自己在智力或社交上有某种优越性而如此行事。至关重要的是，整个教会必须共同成长。现在，在实施这一点时，我们发现传教士实际上必须非常接近地模仿圣保罗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看。

让我们以刚才提到的几个典型的保罗方法为例：资金管理、洗礼施行、牧师选举和纪律执行。

(a) 财务管理。传教士教育整个会众理解教会财务原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直接且显而易见地影响每个成员的问题；当会众学会了明白财务掌控在他们自己手中时，他们会更容易且更迅速地在其他事务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即使在一些中央传教站中，年度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外国资金，我们也不必犹豫采取这种方法。传教士可以教会会众，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所有资金的来源。他可以让他们理解需要多少钱，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些钱。他可以大体上把所有本地开支的控制权交给会众。他不必管理任何会众筹集的资金，除非他们特意要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拒绝接受完全由自己负责的资金管理。现代教会委员会的制度将大大帮助他，但在小社区中管理资金时，他甚至可以不使用委员会。他完全可以教导整个社区，因为财务是会众自然感兴趣的话题。如果会众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本地资金，这个委员会可以首先对他们负责，而资金的使用和滥用仍然实质上掌握在会众手中。尽管如此，有必要指出，假装咨询会众是没有用的。传教士如果意图执行自己的计划，边咨询会众，边将钱交给他们并同时保持控制，这是致命的。会众立刻会察觉到这种欺骗，并对此表示不满。尽管如此，传教士显然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帮助会众明智地使用资金，但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方式，他必须允许他们通过犯错误来学习。

在所有本地财务中，慈善事业的管理是最简单且最有教育意义的。救济困苦应完全由会众掌握。创办慈善委员会并不适用于小社区，较好的方法是通过会众直接参与解决个别困苦的情况。贫困案件可以立即提交给整个会众。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会众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他们可以当场拒绝或捐款来解决问题。如果传教士愿意，他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捐款。没有什么比通过特殊的慈善行为，一点一点地解决彼此的困难，更能把会众凝聚在一起，帮助人们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如果贫困基金由传教士管理，它只会导致误解和不满。

即便是在学校的建设等事务中，教会也应该自己管理。首先要说服会众认识到学校的必要性。直到他们有这种愿望并准备好支持学校，才应该开始工作。当他们需要学校时，他们一定会寻求传教士的帮助。他可以提供帮助，但他为什么要坚持控制？他和他们，应该一起考虑计划，寻求资金来源，并聘请教师。至关重要的是会众应该认识到学校是他们的学校，而不仅仅是传教士的学校。如果他为他们做了所有工作，尽管他可能会促使他们捐款，最终工作仍然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们的；学校将是他的学校，而不是他们的；而他们也将对学校的成功或失败不承担责任。

同样，如果学校要扩建，传教士将有另一个机会教会他们同样的道理。学校实际上是他们的学校，而不是他的，即使它最初是由外资建立的。是他们的孩子要在那里接受教育。事实上，他们比我们更直接地受其影响。因此，他们应该被咨询，他们的建议应该被采纳。如果工作仅仅由外国人来完成，整个教会都会遭受严重损失，而如果会众意识到它对他们的意义，并认识到他们对学校的责任，也许这将是他们前所未有的认识。

在财务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把所有责任推给本地基督徒，他们能够承载的责任以及超出他们能力的责任，是一个合理的原则。如果他们背负的责任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他们会高兴地寻求建议和帮助；如果他们的责任较轻，他们最终会为得到更多而斗争，或者会感到委屈，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

(b) 洗礼。接纳新皈依者是一个深刻影响整个教会的问题。如果不合适的人被接纳，或者应接纳的人被排除，将严重影响整个社区。基督徒必须学习认识到这一点。通过教育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这方面的责任，是可以教导他们并帮助他们感知责任的。如果教义被传授给他们，责任被赋予他们，他们会认同真理并感到责任。没有一个皈依者可以在没有整个教会讨论的情况下通过洗礼加入教会。如果一个人想要受洗，他必须得到会众的接纳。但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些传教士认为是合适的人会被拒绝。”如果真是这样，传教士必须努力教育会众，但他不能强行压制他们，而是通过传授正确的原则来教导他们。如果皈依者必须去教会，传教士也必须去。传教士必须恳求、劝诫、忠告，并且要有长时间的忍耐。他可能会在个别案例中未能达到目的。但会众可能是对的，而他是错的。即使他是对的，他通过让会众推翻他自己的决定，也可能获得比自己强行推行决定更好的结果。他们会很快看到他们正在与一个真诚寻求他们福祉的人打交道，但不会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他们会发现，他们由于想取悦传教士更容易犯错，而不是想惹怒他，甚至把他赶走。

(c) 牧师的任命。如果一个人要在中央学校接受培训，成为教理教师或教师，最重要的是他应当感到自己是由整个社区派遣的，而不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偏爱所决定的；他是得到共同同意和认可的；他代表的是教会的整体；并且他回到社区后，会被整个会众接纳。没有传教士必须单独推荐某位候选人的强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不能仅仅咨询基督徒；他必须确保选择是整个会众，或者他所归属的多个会众的真实选择。在目前的情况下，传教士无法做得更多。教区内，教理教师、执事和牧师的任命一般由主教或委员会负责，而被任命的牧师所服务的会众，很少（甚至从未）被咨询。只要情况是这样，传教士就不得不接受委员会的推荐，而会众也难以理解牧师与他们之间的真正关系。这个情况很严重；但在已有较长历史的传教工作中，目前无法避免。因为没人能期望由外国人主导的委员会能够遵循保罗的原则。委员会必然会尽力加紧与本地牧师的联系，而会众与牧师之间的联系则会变得相对薄弱。然而，如果传教士确保没有候选人从他的地区被提名，除非他已真正被该地区的会众选定并得到认可，那么他将为将来建立更好的体系奠定基础。至少，他将消除牧师候选人和牧师在任命时常常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因传教士的个人喜好而毁灭。

(d) 纪律。道德失败的个案较为简单。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负责的传教士在这类事务上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可以像圣保罗一样行事。如果一个人陷入重大罪行，如果发生了一个应当让整个基督教社区警觉的罪行，他无需直接处理。他可以引起会众的注意，指出如果不承认或不加以纠正，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后果。他可以呼吁会众决定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会众拒绝履行自己的责任，纵容严重的公开不道德行为，他可以在最后的关头拒绝与会众继续合作。他可以恳求、劝告、忠告——甚至威胁——整个会众。当不能直接处理个别问题时，这种做法至关重要。如果他能说服会众做出正确的决策，整个社区将得到提升；如果他失败了，那么整个社区就是错的，他必须为会众的堕落感到遗憾，并继续祈祷和呼吁，直到重新赢得他们。

2.他可以通过退休来训练他们进入退休生活。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退休，身体上和道德上。他可以通过道德上的退休，逐渐将更多的事务交给他们；避免强加自己的意见；拒绝发表意见，以免像往常一样，因他的话语而让他们仅仅因为是他的意见就接受它。他可以通过教育他们理解所有传教工作的运作，并逐渐将这些事务委托出去，从而实现道德上的退休。他可以身体上退休。他可以外出进行越来越长时间的传教旅行，几个月甚至两个月内让整个传教站的工作在没有外国人指导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他可以公开且有计划地这样做，因为他信任他的人民。他可以延长自己的旅行时间。他可以找借口离开得越来越久。他甚至可以创造一种情况，使他能休假而不会让他们遭受任何损害！起初，毫无疑问，他会感到焦虑，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焦虑。事情会出错。但他的人民了解他的心意，尽管他们会不满他的离开，但他们会看到他通过离开，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他所说的那种退休，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有意识地实践的，与因为工作压力而不情愿的离开完全不同。只有通过退休，他才能为真正的独立铺平道路。

但随之而来的一大难题是，在许多情况下，传教士的退休意味着基督徒将失去圣事。这种情况往往是真的，而且看起来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说服主教在每个地方按手传道，授权当地的人主持圣事。这里有很多适合的人选。到处都有受人尊敬、诚实、节制、稳重的好人，他们得到了同胞的尊重，并且有能力担任这个职务，他们应该为了这个特殊的目的而被按立为神职人员。但与此同时，即使冒着让中心基督徒失去他们应得的属灵食粮的风险，传教士也应该退休，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为的是去开拓新的地区，最重要的是教导他们的人民能够独立自主。

然而，在每个地区，传教士不仅要处理已定居的教会；如果他是一个传教士，他始终会在新的城镇或村庄开始工作，接触新的皈依者。然后他可以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他可以将实践的规则作为所有教导的原则。无论他发现一个小小的听众群体，他都可以先教他们一个简单的真理、一个祷告、一个简短的信经条目，然后让他们去实践。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学会并实践了这一课，他就可以教他们更多；但如果他发现他们还没掌握，他只能重复第一课，然后再离开，让他们掌握这一点再说。即使他们只学会了一个行为，他们可能会比那些学习了所有教义并完全依赖外部教师的人进步得更快。

他不需要认为，如果人们皈依了，就没有希望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皈依，除非他能找到女传教士和教师来教导他们福音的基本内容。他可以告诉他的第一批皈依者，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进步负责，还要为他们妻子、家庭和邻居的启蒙负责。在某些地方，这个困难似乎是无法克服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圣灵的力量克服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不需要认为男人或女人必须离开家，或无法影响他们的家庭，教导他们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更好的做法是认为他们可以，即使到死也能做到。罗马的异教家庭中的奴隶处于看似不可能的位置；然而，他们克服了看似不可能的困境。

他不需要认为，每个小的听众群体必须有一个定居的教理教师。哪里有三个人，就必然会有一个自然的领导者。在他的访问中，传教士或他的教理教师可以特别关注并教导这些自然的领导者，指导他们将他们所学到的特别教义传递给其他人。如果所给的教导是逐步的，并且没有急于完成神学教育，这就能做到。因此，这些领导者将和他们的同伴一起成长，他们教导的人也将一起成长。他们通过教导会学到更多，而不是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如果传教士幸运的话，他可能能够说服主教按立一些这些道德品格和自然权威都经过认可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的教会将自然地成长并完成。否则，他的皈依者将不得不等到他访问时才能领受圣事，工作将被延误，人们将陷入困境。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可以让他们在其他所有方面保持较大的独立性。传教士的访问将被当作朋友的访问来欢迎，他们会迫切地寻求他的建议；他们会需要他的鼓励。但无论他们学到了什么，他们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学到，以至于即使他再也没有出现，他们也能去实践这些东西。教导几个男人亲自呼求主的名，比把一座教堂填满那些已经放弃偶像崇拜的人，但他们却盲目、无知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坐着等待被教导，听别人念祷告文，要好得多。

传教士可以遵循的规则是，不应引入那些人民无法理解和维持的组织形式。他不需要从建立建筑物开始；他不需要从进口外国书籍和外国礼拜装饰开始。人民可以从他们拥有的东西开始。当他们感到需要组织和外部便利时，他们就会开始寻求某种方式来提供这些。传教士或他的助手可以鼓励并协助他们。他们甚至可能会捐款；但如果他们这样做，它应该是他们的捐款，完全由小小的教会群体控制。至于他们拥有的任何共同财务，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掌控。显然，它会很少；而正因为它少，它就更为重要，他们应该学会自己管理这些资金，以便他们能理解当他们在一个更大的区域找到自己在一个大型组织中的位置时，如何处理更大的财务。

同样，对于所有的教会规章，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强求口头上对法律条文的同意。新的皈依者可以在成长中逐步理解。如果他们学会了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学会了按自己的能力读圣经，并讨论教师所传授的教义，他们就会逐渐意识到他们所读或听的内容与他们过去所习惯的异教习俗不一致。他们会相互询问、争论，可能会把问题提交给传教士，请他解答。在访问时，他会有机会解释哪些习惯是与他们所教的教义相符或不符的。但他不需要急于求成。他们必须学会改变，因为他们感到改变的必要性，并且看到改变的正当性，而不是因为被告知要改变。如果他们改变是盲目地听命，他们就很容易反弹，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理解改变背后的原则。人工的改变不太可能持久，直到它们在长年的过程中成为习惯；即使这样，它们仍然是无知的。由圣灵影响下的改变是理性和合理的，当它们被接受时，它们是人民自己所接受的改变。他们只会通过故意的背叛而背离这些改变。就像我们在国内一样，我们教育公共舆论，直到这种舆论站在正义的一边，然后改变就变得持久。例如，我们废除了奴隶制。同样，我们也可以处理我们的皈依者。

我们的过去努力并非没有成果。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基督徒，他们从一开始接受了基督教法作为外国教师强加的外在要求，最后看到了其真正的意义。他们接受它作为上帝旨意的真实表达；而这正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力和榜样。新的皈依者将迅速努力达到他们同伴的水平。他们将看到显而易见的优势。通过向他们展示比他们更先进的基督教社区的榜样，鼓励他们向教育程度更高的兄弟姐妹寻求帮助，我们可以在不重复同样明显的弊端的情况下鼓励和帮助他们。某些事情他们会很快接受，因为它们是上帝在他们内心的真实表达；某些事情他们只能在长期的斗争后接受，因为它们不容易理解；还有一些事情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因为它们既不自然也不恰当地表现了基督在他们生活中的心意；这些事情甚至那些表面上服从它们的人也从未真正接受过。

但肯定会出现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人民会长期维持一些做法，传教士会被迫谴责这些做法为迷信、不道德或其他邪恶的行为。尽管如此，真正的方法是纯粹的说服性。传教士必须凭自己的判断，决定拒绝的是否是那些知道是真理却不愿接受的人的行为，还是由于无知和对基督教本质的理解不成熟所导致的。如果是后者，他可以继续教导、劝告和说服，确信在他所坚持的真理中，最终他会引导人民看到他是对的。如果是前者，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摇掉脚上的尘土，拒绝教导那些不愿被教导的人。强迫是徒劳的，也是灾难性的。总会有那些愿意被教导的人。他必须去寻找这些人，转向他们。

这适用于所有传教工作。传教士应该对听众要求的唯一标准是思想的开放。如果他教导，他是带着道德上的要求来教导的。如果这种道德要求遇到的是坚决的抗拒，那么他就不能继续他的教导。愿意送孩子上学以获得物质好处，但却坚决不接受基督的主张，这样的田地是不能撒播基督教义的。如果愿意听讲，只是为了通过成为基督徒来攀升社会阶梯，那就不同了。虽然动机低，但愿意接受是存在的；而教师在那里可以撒下种子，这些种子将生根发芽，净化动机。这种情况一再发生。愿意听讲是为了某种好处，且下定决心不接受教义，和愿意听讲并且有半颗愿意接受教义的心，完全不同。听者必须不仅愿意听，而且愿意接受，传教士才能继续成功。到处都有那些神触动其心的人，他们带来了预备的心。传教士可以集中注意力于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充满希望。而那些拒绝用心聆听、关闭心门的人，我们必须准备好拒绝教导他们。我们必须准备好拍拍手离开。

任何选择的人今天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破坏前辈们的工作，而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许多事情看似可欲，但至少这点是可能的。

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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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 结论
第十二章 原则与精神
第十三章 应用
第十四章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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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原则与精神
如果我们今天回顾全球的传教工作，我们会看到令人惊讶的进展，我们的劳苦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已建立了传教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成千上万的异教徒已被带入教会的怀抱。基督教文明已传入野蛮国家，非道德的习俗已被废除，教育与文化已广泛传播。在各地，我们看到持续且日益增长的进展。即使是最表面的了解也会让我们确信，我们一直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为实现祂的神圣目的——在基督里将万物归于一体——而努力。

然而，三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在各地都很明显：
(1) 基督教仍然是外来的。我们还没有在任何异教国家成功地使基督教扎根，使其成为当地的宗教。若有一例例外，那也是从一开始就更加严格遵循保罗方法的国家。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在我们传教的地区仍然是一个外来宗教，它尚未真正扎根于当地。
(2) 我们的传教事业仍然依赖外部支持。我们的传教区依赖我们提供领导、教师和管理者。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表现出能够自给自足的迹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仍收到不断的呼声，要求提供人力和资金，支持那些我们已支持了五十或六十年的传教工作；而目前似乎没有希望这种需求会改变。如果我们不提供人力和资金，传教工作将失败，皈依者将流失，辛苦得来的成果将会失去。当有一天，需求变成了为新国家建立新的传教工作所需的资源，而老的传教区已经能够独立运营时，我们的工作才算完成。然而，至今这一天仍显得遥不可及。
(3) 我们的传教工作中到处可见相同的模式。我们的传教工作遍布不同的国家，面向具有不同特征的民族，但它们之间有着令人吃惊的相似性。如果我们阅读一段关于中国的传教史，只需换几个名字，这段历史就可以作为祖鲁兰（Zululand）传教工作的历史。没有新的启示，没有新发现福音的不同面貌，也没有新的基督教生活形式的展开。

这些现象无疑引发我们深刻的忧虑。曾经，我们对这些效应有一定的预期，甚至为没有出现令人困惑的新发展而感到自豪。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期待的氛围中。我们期待新的、令人震惊的进展形式。我们开始认为依赖性和单一性是失败的迹象，而非成功的标志。我们希望看到基督教在异国他乡扎根，穿上当地的服饰，发展出新的光辉与美丽。因此，只要我们看到我们的传教工作仍然是外来的、依赖的、单一的，我们就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失败了。

这种失败的根源并不难找。

1. 我们让种族和宗教的骄傲主导了我们对那些我们习惯称为“贫穷异教徒”的态度。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优越的存在，我们出于慈善之心把我们的财富传递给那些贫困和濒临灭绝的灵魂。在国内，我们用这个论点争取到微薄的捐赠，用于传播我们的信仰；而在国外，我们以一个“高等宗教”的传教士身份采纳了这种态度。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传给我们福音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公义，而是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向全世界显现祂儿子普世的拯救。我们没有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凭借那位为拯救世界舍弃天堂荣耀的圣灵存在的。我们没有理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荣耀，都在主的圣殿的完成中。我们没有意识到，基督的身体的肢体分布在世界各地，若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成全。我们曾认为，主的圣殿是由我们完成的，基督的身体仅由我们构成，我们曾把异教徒的皈依当作是扩展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曾从富人的角度讲解福音——像是他把一枚铜币投进乞丐的怀抱，而不是从农夫的角度去讲解——他把种子撒入土地，知道他自己以及与他相关的所有人的生命都依赖于由他的劳动所收获的庄稼。

在这种心态下，我们渴望帮助他们，我们急于为他们做些什么，而我们也的确做了很多。我们为他们做了几乎一切——教导他们、为他们施洗、牧养他们。我们管理他们的资金，组织他们的礼拜，建造他们的教堂，提供教师。我们照料他们、喂养他们、医治他们。我们培训他们，甚至按立他们成为牧师。我们为他们做了所有事情，除了承认他们与我们平等。我们为他们做了所有事，但很少与他们一起做。我们为他们做了所有事情，但几乎没有给他们空间去决定。我们把他们当作“亲爱的孩子”，却从未当作“弟兄”。

这种心态在各地都显而易见，但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提议让我们将任何行动交由我们所设立的原住民委员会来裁决时，尤其当这些委员会由本地人大多数控制时。只要有人建议，哪怕是提议本地人中最虔诚和最具才智的人担任一个原本由白人担任的职位，白人传教士们就会反感。我们承认，上帝的圣灵使这个人具备了领导能力，但他不能担任这个职位，因为我们在这里。

2. 缺乏信心使我们害怕和不信任本地的独立性。我们曾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也一直在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在一切事务中，我们教导信徒依赖我们，接受我们的指导。我们没有要求他们什么，只要求他们服从。我们教育我们的信徒把我们当作基督来对待。我们相信是基督的圣灵启示并指导我们；我们不能相信同样的圣灵会启示并指导他们。我们相信圣灵教导我们并在不断教导我们道德、教义和仪式的正确理解；我们不能相信同样的圣灵会教导他们。

因此，我们对新信徒的任何独立行为都充满焦虑和恐惧。长期的困难、危险、异端、党派和分裂使我们变得过于谨慎，也削弱了我们对圣灵能力的信心。我们看到波涛汹涌，便感到害怕。如果有人建议给本地人更多的自由，第一反应不是急切地想看看他们会如何行动，而是焦虑地问：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做，如何避免灾难，如何防止危险，如何确保不会犯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态度自然是消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引入法律和习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充满各种预防措施的宪法，以防止任何可能的错误。我们有时希望通过设立本地人代表的议会或会议来教育本地人自治，但我们急于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他们犯任何错误或采取任何与我们认为合适的做法相违背的行动，哪怕是仪式或实践中的最小细节。在这些议会中，我们给予外国牧师压倒性的权力，在会议中，我们为外国人提出的任何敏感问题分配不同的权限。我们竭力确保，真正的权力和责任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过于熟悉困难，以至于在困难尚未出现之前就为每一种可能的障碍做了精心的准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为本来不会出现的困难铺平了道路。当地人看到了这一点，并对此产生了反感。他们看到为压制他们而做的准备，看到了只有当他们建议符合外国人的意见时，才会被接受；他们说：“无论我们说什么，想什么都不重要；如果我们提议的事外国人不喜欢，所有的权力都在他们手里，他们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即使在完全一致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的和谐；即使本地代表的意见被采纳，他们也不会对结果感到责任。令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真正意识到我们信任他们，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即便与我们的判断相悖时，他们会如何认真考虑问题，热切地寻求我们建议，并愿意听从我们的建议。然而，当他们认为自己只是被命令去做时，即使是他们自己真正认可并且自愿去做的事情，他们也会显得愤懑。当他们什么都不做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感，那是最悲哀的。宁愿让我们的信徒犯许多错误、犯许多罪、做许多不对的事，也不要让他们失去责任感。圣灵赐给基督徒，是为了引导他们，让他们学会如何被引导，而不是让他们盲目地服从权威的声音。

此外，我们引入的体系本身就充满了缺陷，也是我们国内许多困难和危险的根源。我们将一个沉重的负担加在新信徒身上，这个负担令人难以承受，既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承受的；而且我们把它加在一个并未继承这种负担的民族身上。对我们来说，这个负担是自然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错误和罪的结果。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它已经在我们身上逐渐形成，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的信徒所熟悉的。他们不了解它的历史，也没有为它背负的能力。他们无疑会犯自己的错误，创造自己的负担，但他们不必背负我们的负担。

在这种行为中，我们采用了错误的教育方法。奴隶制不是自由的最佳训练。只有通过锻炼，才能培养出力量。为别人做事并不能训练他们独立做事。我们在教育领域越来越认识到，教师的首要职责不是为学生解决所有问题，呈现现成的答案，而是唤起他们的精神，让他们通过设置困难，教会他们如何面对和克服困难。传教士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教育：通过手段让信徒发现他们拥有的、但却模糊意识到的精神力量。随着信徒行使这种力量，顺从那内住的圣灵，他们会发现圣灵的伟大和恩典，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这种恩典揭示给他们的教师。但我们却像那些每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就急于告诉他们答案的老师。我们不能抗拒为他们做所有事情的诱惑。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着事情做得不合适，或者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做得不好。这也许是一种治理形式，但它并不是教育。传教士的工作不能通过外力强加来完成。他所期望的唯一结果是内在圣灵的成长和显现。

我们有时承认这一点，但我们通过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来为自己辩解。我们采取了一种奇特的传教工作理论。我们认为传教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教士必须通过引入他所受教育的系统来推进，因为他必须有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是他唯一可能的系统。在这一阶段，传教士必须为他的皈依者做一切，因为他们像婴儿一样，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然后是第二个阶段，皈依者在传教士的系统中接受教育，学习理解并实践它。最后是第三个阶段，他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修改它。关于这个理论，必须说，作为一种理论，它是不真实的，作为实践，它是有害的。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第一阶段。并没有一个阶段，皈依者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也没有一个阶段，必须让他们成为外国系统的奴隶。就在他们受洗的那一刻，他们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就是能力。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能。

人们常说，我们所去的地方缺乏主动性和道德力量，不能也不愿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因此在早期阶段，绝对有必要为他们提供一切，并管理他们，直到他们具备足够的品格来应对自己的问题。但有些人被说成这样的人，每天都能从事重大的商业事业。他们并不真的缺乏主动性；如果他们真的缺乏主动性，作为基督徒，他们应该开始找到它。基督的精神是主动性的精神。如果没有基督，他们没有主动性，那么他们就不应当在基督里缺乏它。那种力量是通过圣灵的恩赐在他们里面的。它应该受到精心的保护，并希望它能找到更大的活动空间。但它常常无法找到它的适当领域；它在一个一切都在外国指挥下完成的系统中被抑制、打击和窒息。正是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能力，我们才去传教。我们寻求的是圣灵的启示。否认它就是否认我们的希望，压制它就是阻碍我们目标的实现。

还有人说，我们现在并非生活在教会历史的最初时代；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假装这二十个世纪没有过去；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剥夺今天新教会的过去经验，剥夺我们通过数百年的奋斗和劳动所学到的一切。确实如此。我们不能教导比我们所学到的真理更少的东西。但要引入那些已经完全发展的系统，在其中真理已在我们当中得以表达，实际上是在试图忽视种族和气候的差异，并跳过必要的成长阶段。成长阶段是不可能跳过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类胚胎都会经历所有由低级生命形式演变为人类的阶段。它经历这些阶段，但现在它迅速通过这些阶段。在几个月内，它就重复了几世纪的历史。因此，我们的新教会，在指导和帮助下，可能迅速且无痛地学习教会曾经用数百年的痛苦和努力所学到的教训。但通过阶段迅速通过是一回事，而试图省略这些阶段则是另一回事。

还有人说，方法必须随时代而变化。使徒的方式适合他的时代；我们的方式适合我们自己的时代。我已经暗示过，除非我们准备将圣保罗从他作为外邦人伟大使徒的高位上拉下来，否则我们必须允许他的方式具有某种普遍性。现在，我冒昧地提议，自使徒以来，没有其他人发现或实践过比他的传福音方法更好，或者更适合我们当今的环境。很难找到比使徒更好的榜样，在建立新教会方面，也没有更合适的办法。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使徒的方法成功地做到了我们失败的地方。

但是，尽管我相信在我们传教工作早期阶段紧跟使徒的实践非常重要，这无可否认地促成了他惊人的成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理解使徒实践背后的原则，学习使徒实践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的应用既可能又富有成效。这些原则无疑适用于教会成长的每个阶段；而这种精神正是应当激励每一种方法的神圣火花，使它成为恩典的工具。可以想象使徒在其他国家或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方式，但无法想象他会被不同的精神所激励，或采用其他行动原则。

使徒实践的基本原则似乎有两个：(1) 他是传讲福音的，而不是传讲律法的；(2) 他必须从他的皈依者中退去，为基督让路。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精神是信心的精神。

1. 圣保罗是传讲福音的，而不是传讲律法的。他的书信充满了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一点。他并非只是作为律法的讲道者与犹太教律法的传讲者对立，而是传讲福音，反对律法体系。他生活在一个福音的时代，而不是律法的时代。他施行的是福音，而不是律法。他的方法是福音的方法，而不是律法的方法。

这是保罗基督教的最显著标志。这也是他与所有其他宗教体系的区分所在。他不仅仅是来教导一个更高的真理或比前人更高的道德。人们并不需要另一个类似的道德系统。他们需要的是生命。基督来是为了赐下生命，而圣保罗作为基督的使者，来引导人们走向基督，基督就是生命，使他们在基督里找到生命。他的福音是有力量的福音。

他是这样教导的；因此，他的一生都是漫长的殉道。如果他曾一度承认自己的工作是引入一个更高的律法，一个新的系统，他本可以与犹太主义者和所有当时的改革者达成和解，他也会与他们一致；但福音在他手中就会灭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会从恩典中堕落，基督对他将毫无益处。他拒绝这样做，为此他受苦。人们因此称他为“反律法者”，但他并不是。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真理在他的实践中一再得到验证。他没有建立一个宪法，而是灌输原则。他没有引入任何要依赖他自己的实践或任何人类权威的东西；他努力使他的皈依者理解它与基督的关系。他始终致力于打动他们的心智，激发他们的良知。他从不试图通过命令来强迫他们的服从，而是始终通过劝说来赢得他们的心。他从不为他们做事；他总是鼓励他们自己去做。他按照基督的心意为他们做了榜样；他坚信基督的圣灵在他们心中，会教导他们去认同这个榜样，并激励他们去追随它。

2. 他实践隐退，不仅仅是出于约束，而是自愿的。他为基督让路。当他的皈依者能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进步时，他总是感到高兴。

他欢迎他们的自由。他没有扣留任何可以使他们不依赖他存在的恩赐。他并没有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把“圣职”或“自治政府”的恩赐当作一种可能被扣留的特权来看待。他给予了圣灵所赋予身体的权力，并让这些权力自由行使，然后他从他们中间退去，让他们能够学会行使基督赋予他们的力量。他警告他们可能的危险，但并没有建立复杂的机制来防止他们陷入这些危险。

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正是圣保罗获得胜利的精神力量。他相信圣灵，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而是作为一位在他皈依者心中居住的神格。因此，他信任他的皈依者。他并不是因为相信他们的自然美德或智力上的足够才信任他们。如果他相信这一点，他的信心一定会动摇。但他相信他们内心的圣灵。他相信基督能且愿意保守他所交托给祂的东西。他相信基督会完美祂的教会——祂会建立、加强和稳固他的皈依者。他相信，并且他以信为本。

我们今天也需要这种信心。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方法、系统和自己都交托给这种信心。

我们常常说我们只需要与软弱和罪恶的人打交道。我们说我们不能信任我们的皈依者做这或那，我们不能把真理交托给那些缺乏这种或那种特殊教育或训练的人。我们好像在与普通人打交道。但我们并不是与普通人打交道；我们是在与圣灵打交道。我们的方法、形式和所有保障无法做到的事情，圣灵可以做到。当我们相信圣灵时，我们就会教导我们的皈依者也相信圣灵；当他们相信圣灵时，他们就能面对一切困难和危险。他们会证明我们的信心。圣灵会证明我们对祂的信心。“使我们战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