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美国牧师、神学家与作家，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他将圣经翻译为现代英语的《信息版圣经》（The Message），此译本以平易近人的语言，帮助当代读者重新发现圣经的生命力。他一生致力于牧养教会，也热衷于灵修写作与门徒训练，强调信仰生活的真实与持续。他的作品多围绕“灵命塑造”、“忠实生活”和“属灵真实”等主题，深受全球读者喜爱。

《与马同跑》（Run with the Horses）一书的标题取自耶利米书12章5节：“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疲倦，怎能与马奔跑呢？”这节经文反映出本书的中心主题——上帝呼召祂的子民，不只是过一种勉强维持、不冒风险的平庸生活，而是进入祂所赋予的、丰盛又充满挑战的命定。

本书围绕旧约先知耶利米的生平展开，是对耶利米书的灵修性解读。作者借由耶利米这位忠心却受苦的先知，向读者提出一个呼召：你愿不愿意摆脱属灵上的安逸与妥协，选择一条虽不轻松但更真实、更合神心意的道路？

书中共分为多个章节，每章聚焦耶利米生平的一个片段或特质，例如他如何回应呼召、他在信仰中的孤独、他面对背叛时的哀哭，以及他在动荡中对上帝坚定的信靠。毕德生不仅讲述耶利米的故事，也穿插自身牧会经验、文化观察与灵修洞见，使这本书不只是解经，也成为当代信徒的灵命指南。

在谈到“与马同跑”时，毕德生指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以最低标准来衡量，而是以上帝的呼召为目标。这呼召是圣洁的，是冒险的，也是充满盼望的。耶利米虽身处动荡的国家与背道的百姓中，却忠于上帝，拒绝妥协，这种生命正是今日信徒所需要效法的。

推荐理由

1. 属灵挑战与激励
   《与马同跑》不是一本舒适的读物，而是一本唤醒人心的书。它挑战我们摆脱“温水煮青蛙”式的信仰状态，不满足于“刚好及格”的门徒生活，而要追求那“与马同跑”的高标准属灵生命。对于愿意追求更深信仰的人来说，这是极具挑战与激励的读物。
2. 现实中的先知形象
   作者将耶利米塑造为“现实生活中的圣徒典范”——不是一位遥不可及的“属灵伟人”，而是一位与我们一样软弱、挣扎却忠心的人。这种描绘帮助读者在现实生活中认同与学习“属灵真实”的生活样式。
3. 灵修与牧养兼具
   本书兼具神学深度与灵修温度，语言优美、思想深邃，不仅适合个人阅读，也非常适合小组查经、门徒训练、灵修默想等用途。无论是初信者或老练信徒，皆能在其中找到属灵的滋养。
4. 应对时代呼召
   当今教会与信徒面对世俗压力、信仰妥协、灵命疲软的问题，本书是一个有力的提醒：真正的门徒生活是呼召式的、牺牲式的，也是荣耀的。尤金·毕德生鼓励我们如耶利米一般，愿意为真理站立、为信仰付代价、为主奔跑。

总之，《与马同跑》是一部深刻且具洞察力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耶利米，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上帝的回应。若你渴望在这时代中活出真实信仰，若你在属灵疲倦中寻找更新，或你想更深理解“被神呼召”的生命，这本书值得你细读与深思。

《改变生命的学习：学习者七大定律》是由布鲁斯·威尔金森（Bruce Wilkinson）博士撰写的一部教育学经典著作。​该书深入探讨了教育者如何通过理解和应用学习者的七大定律，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布鲁斯·威尔金森博士是全球知名的基督教教育家和作家。​他创立并领导了“走览圣经协会”，在全球80多个国家开展圣经教育工作，培训了超过三万名教职人员。​威尔金森博士的著作《雅比斯的祷告》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位，其他作品如《永恒的奖赏》《葡萄树的秘密》《梦想的赐予者》等也深受读者欢迎。​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使他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基督教教师之一。

《改变生命的学习》围绕学习者的七大定律展开，分别是：​

1. 学习者定律：​强调学习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应关注学生的需求和兴趣，激发其内在动力。​
2. 期望定律：​指出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会直接影响其学习表现，鼓励教师树立积极的期望，引导学生追求卓越。​
3. 应用定律：​强调知识的实际应用，鼓励将所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增强学习的实效性。​
4. 记忆定律：​探讨有效的记忆策略，帮助学生提高信息的存储和提取能力。​
5. 需要定律：​关注学生的需求，强调满足其学习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以促进积极的学习体验。​
6. 装备定律：​强调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确保其具备实现学习目标的条件。​
7. 复兴定律：​倡导持续的学习和自我更新，鼓励学生保持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精神。​

每一章都深入探讨了这些定律的观念、模式与原理，以及相应的方法与技巧，为教育者提供了系统的指导，旨在通过优化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书通过深入探讨教育的核心要素，为教师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积极影响学习者的生命。​这本书不仅适用于教育工作者，也对所有关注学习与成长的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月5日-4月19日是今年四旬节，这个期间希望更多明白十字架。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最明白十字架的，这就如保罗所言，“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哥林多前书 11:1 )此言绝非随便可以说出口，他的生活必定有美好的见证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与人与church这都是鞭策。

其实十字架高挂在church和home里随处可见，但是我们却不一定明白它的意义，更不知道如何背负十字架跟从主。十字架是记号，更是道路，也是荣耀。如果生命当中没有十字架也就无所谓跟从他了。

这个四旬节我只求更多明白十字架，再多一点，并且按照主给我的力量去背负，好叫我也在未来以十字架为骄傲。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0:38-39)

三月，静悄悄的走来，走过寒冬，迎来春风。然而现实仍然很冷，特别是在北方，记得以往在北方读书常常在春节后仍然有大雪纷飞的日子。然而，毕竟春天来了。

春天是撒种的日子，是深深的埋藏在地里等待发芽的日子，虽然地面依然春寒料峭，毫无绿色，然而生命在地下开始酝酿。这让我们想到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当一个人重生以后，虽然表面依旧，生命还看不出有多大的改变，但是种子已经种下，新生命开始成长，外在生活的改变肯定会来到更新，比如你再说不好的话，做不好的事情，你里面的圣灵会提醒你，责备你，终然你时常忽略他的声音，但是他依然不放弃，直到某一刻你会改为止，那样的时候就是破碎，也是破壳，新生命外露的表现。然而这个过程是需要忍耐，需要神话语的喂养，正如春天地下的种子依然需要春雨的滋润。

三月将开始四旬节，这一被称为“Lent”的节期原意正是“春天”之意。这个期间也称为“预苦期”或者“大斋期”，是的名字的意义告诉我们这段期间需要准备苦难，因为生命破壳出土是需要经历阵痛的，十字架之后有新生命，但是之前需要预备走向那个苦难的道路。大斋期的意思也是信徒刻苦己心，操练敬虔的写照。我们说最美的季节是春暖花开的三月，然而这是指农历三月，正好阳历三月比农历三月早一个月，如果期待美好的阳春三月，也就是阳历四月，那么这个阳历三月需要忍耐和不断的吸收生命所需的养分，等待四月份的绽放和复活。

三月一日，农历二月二，是“龙抬头”，也是“春耕节”。要开始耕种，撒种，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事工里，流泪撒种才有欢呼收割，十字架之后才有复活。期待这一天开始，立志跟从主，操练敬虔，殷勤撒种。（Elimwood）

《世界在等待的门徒》（The Radical Disciple），这是约翰·斯托得（1921-2011）的封笔之作。88岁的时候写的，2年后就去世了。

看书名直译应该是“激进的门徒”但是，作者在书中解释到，Radical源自拉丁文radix，一半是指政治立场的极端，但是这个词一半是用来形容人们追根究底的见解以及全然委身，全心投入。这样看来为什么用这个词就显然了，因为作者认为今天的基督徒为什的层次并不一样，而如何全然委身，什么事全然委身的门徒，这正是作者的观点。

内容也确实如此，没有任何的特别支持，完全根据圣经的内容查看什么是真正的门徒。作者从八个方面来查看真正的门徒的特征。这八个方面就是八章的内容：部随波逐流，像基督，长大成熟，护理万物，简朴，平衡，依赖，死亡。

每一个主题都可以找到很多经文来论证，详细阅读了前三章，其中第二章“像基督”里面则很想摘录他引用的一段话来看门徒如何像基督。

“谈了这么多，要怎样才能像基督呢？靠自己的力量完不可能，但神已将圣灵赐下，让我们能完成祂的旨意。威廉汤仆曾用莎士比亚来比喻：

纵使给我《哈姆雷特》或《李尔王》的剧本作参考，要我写一个类似的剧本；莎士比亚办得到，但我不行。

若给我耶稣的生命作榜样，叫我活出类似的生命；耶稣可以，但我作不到。

但若能将莎士比亚的聪明智慧放在我里面，我就可以写出类似莎士比亚的名剧；若圣灵来住在我里面，我也可以活出像基督的生命。”

第七章依赖的主题则告诉我们人的存在不是独立的，而是需要依赖，彼此依存的本性。让我多参与到教会和他人的生活当中。最后一章关于死亡的论述则从基督徒如何出死入生的6个层面进行探讨：救恩，做门徒，宣教，迫害，殉道和死亡的必然性。

第十二章 一个例子

在他被任命为多纳卡尔（Dornakal）主教的几个月前，阿萨里亚（Azariah）先生在给英国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督徒家庭……我正在尝试向传道员们讲解新的会众培训方法，并在这个会众中进行示范课。那人第一次开口祷告。他说：‘哦，天父，祢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祢的孩子。保佑我们大家平安，治好我的风湿和我孩子的疖子。保佑我们远离野兽，熊和老虎。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争吵、愤怒的言语，和我们自早晨以来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成为好人。让所有种姓的人都跪下称祢为父。’他不知道应该按照固定的方式结束，我想我就不麻烦他用希腊语的‘阿门’了。两个月来，教理老师一直在尝试教他泰卢固语的主祷文，但‘他做不到’。那个年轻的男孩是唯一一个能够独立祷告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人。这个结果让我们非常鼓舞。第二天，他的亲戚，一个同样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也加入了进来，做了另一个美丽的祷告。”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展示了我在前几章中所阐述的教育方法。

一、学员被放置在教育者思想中的正确位置。第一且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学员的进步。他不被从属于某一学科，也不从属于任何政策。阿萨里亚先生并不关心按照任何预定的顺序讲解他的课题。他也不关心要塑造某种特定类型的基督徒。他唯一的目标是帮助听众理解祷告的意义。因此，在他的讲述中，学员的思考占据了首要位置。

二、课程是基于对所教人的真实了解的。它极其简单，当然是基于真实而深刻的基督教思想。但在形式上，它的设计更侧重于引导人们接触基督教思想，并养成严格的基督教实践，而不是一开始就强迫遵循这些实践。基督教的祷告是在圣灵中，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到这一点被理解之前，不能算作基督教祷告。但祷告的实践并没有等到归信者对基督有广泛的了解之后才开始。教师知道听众的内心，他知道在这一课中他们能理解多少。他满足于在这一短短的课程中，以他们现有的理解为基础进行教学，并让他们的心智在这一点上变得熟悉。课程的不完整并不令他困扰。他对听众的了解足够深刻，以至于能判断他们在这一课中能理解多少，并能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课程，使他们能够掌握。

三、有一个真实的目标，这一课的最终目的在这一堂课中得以实现。这一课不仅仅是为下一课做准备。它不仅仅是将来继续进行教育的一部分。目标是在此时此地实现的，听众达到了这个目标。如果教师再也没有接触过他们，至今为止，他的目标就已经实现。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教育已经完成。至此，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这堂课的教导继续独立祷告。

四、这是一个发展过程。这堂关于祷告的课是基于学员已知的自然和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们在这门课的教育下发生了变化，他们成长了。他们的心灵和思想都打开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以前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意识到的能力。但这种成长是自然和谐的。没有突然的断裂，也没有好像之前的一切都不存在过的开始。那些正在祈祷的人，正是之前似乎无法做任何祷告的那群人。

五、有真实的教学，带来知识。对上帝的认识、学员与上帝之间关系的认知、对上帝的本性、能力、愿意听取祷告的意愿、接近上帝的正确态度、赦免的需求、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都被深刻地领会。这是实际的知识，是有意义的，且与生活和经验紧密相连。

六、有活动。受教者始终是积极参与的。他们是否学会了这门课，唯一的标准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将其付诸实践。如果这些人被要求就祷告的问题进行口头考试，他们可能会哑口无言。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学会了这堂课。

七、有自由；外部的自由，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而不受干扰；内在的自由，获得了指引自己行为的能力。随着自由的到来，伴随着纪律、自我控制、对他人需求的关照。

八、有实验。这里是教育实验方法的绝佳示例，既是教师的实验，也是学员的实验，实验启发了教师和学员。阿萨里亚先生在评论说“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鼓舞”时，显现出了一种满足的期待感，尽管并不完全是喜悦的惊讶。我猜，如果这些泰卢固的贱民能给我们讲述他们的版本，我们会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喜悦感，或者说是一种愉悦感，意识到这堂课中的实验取得了成功。最终，这堂课的结果是真正的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阿萨里亚先生将这次教学与他的教理教师的教学进行了对比——也就是我们派往教育归信者的那些人的常规做法。这一下子就突出了我们接受的传教方法与真正教育原则之间的深刻鸿沟。让人们学会如何祷告，或是让他们参加有祷告的聚会，这与这堂课的教学有着天壤之别。这才是真正的宗教教育。

本文译自”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MISSIONARY METHODS” by Roland Allen. 仅作个人学习分享之用。

第十一章 教育者的精神

在前几章中，我试图阐述一些作为传教教育工作者，我们可以从现代教育家的教学中学到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实践这种方法，我们必须首先牢记西尔文（Silvern）给普鲁士政府派遣到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在伊尔顿（Yverdon）学习的年轻学生们的建议。“在这里你们要学到的不是方法的机械部分……不，我要你们做的是在这位充满力量和爱的人的心中，点燃一把神圣的火焰……一旦你们获得了这种教育的祝圣，单纯的教学将对你们来说消失。”我们在传教工作中最需要的，不是仅仅一批学过教育方法的传教士，而是那些培养了教育者精神的传教士。

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我们或许可以区分出四个特别重要的元素：科学好奇的精神、信仰的精神、尊重的精神和自我克制的精神。

（一）蒙特梭利博士将教育者的精神与科学家的精神作了比较。“什么是科学家？”她问，“当然不是那个能熟练使用物理实验室中所有仪器的人，也不是在化学实验室里能够熟练安全地操作各种试剂的人，也不是在生物学上能够准备好显微镜下标本的人。实际上，通常情况下，助手在实验技术上比主科学家更加灵巧。我们称之为科学家的，是那些把实验视为指导他们探索生命深层真理的一种手段，揭开生命神秘面纱的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热爱自然奥秘的情感，这种情感强烈到足以消灭自我……因此，科学家有一种‘精神’，远远超越他的‘机械技能’，科学家的成就，正是当精神战胜了机械时的表现。”她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希望在教育者的心灵中唤起对自然现象的兴趣，使他在热爱自然的基础上，理解一种期待与焦虑的态度——那是一种为实验做准备并期待从中获得启示的态度。”

正是这种精神，今天在传教工作中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那些被这种精神驱使的人，虽然他们关心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精神现象——那些能够以这种精神观察和实验，期待着启示的人。但直到现在，我们对传教士的培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对本地帮助者的培养，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培训几乎完全是围绕我们所属于的教会体系展开的。我们培养了一种对规则机械服从的精神，结果是我们的传教士和本地教师大多数成了机械工人，而不是在精神领域中的科学工作者。任何达到了这种精神的人，显然并非通过训练获得这种精神。许多经过机械训练的传教士，在面对传教领域的环境、情况和人民时，会感到失望和沮丧。如果他们能学到蒙特梭利所说的那种虔诚的好奇心，他们的沮丧就会减少。

保罗的传教方法与蒙特梭利方法相似，都是要求首先拥有精神，而非机械化的操作。毫无疑问，带着这种虔诚好奇心进入传教领域的人，将会准备好他的实验并期待结果，最终会取得伟大的成果。

其次，真正教育者的精神是信仰的精神。科学的好奇心本身就意味着信仰。我们无法以这种好奇心去实验，去接近我们的人民，去了解他们的内心，除非我们拥有信仰。就像科学家在进行实验时，无法进行下去，除非他坚信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坚信存在足以解释他所看到现象的原因，坚信这些原因并非无法理解，坚信只要他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最终结果必定会显现——我们同样也无法进行工作，除非我们信仰。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信仰有着更坚实的基础。米歇莱（Michelet）在谈到佩斯塔洛齐在斯坦茨（Stanz）学校的工作时说：“如果曾经有过奇迹，那就是这里。这是强大信仰和心灵广度的回报，他相信，他意志坚定，他成功了。”佩斯塔洛齐自己也宣称：“我相信人的心灵，在这种信仰中，我像走在坚实的罗马路面上一样，走在翻耕过的土地上。”类似地，所有其他伟大的教育家，也都拥有对人类的价值和教育的能力的强大信念。如果他们能在对人类的信仰中找到如此大的力量和支持，那我们相信圣灵的信仰，不是更应该让我们感到深切和坚定吗？在前几章中，我们一再看到，教育工作几乎是不可能进行的，除非我们具备这种信仰。在每一个环节中，我们都看到了失败的原因都来源于缺乏信仰。正是这一点，我们必须重新获得，才能找到真正的道路。我们不是被要求相信我们的归信者，相信他们的自然力量或能力；我们被要求相信圣灵。圣灵赐给我们的归信者，就像赐给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信任他，等待结果，我们不会失望。

第三，真正教育者的精神是尊重的精神。我们需要的是尊重的爱，虔诚的爱。这种虔诚的爱与那种通常被我们视为传教士最高美德的居高临下的爱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居高临下的爱，可能常常，甚至通常，最终只能导致冷漠和失败，因为它并没有建立在对被教育者的尊重和敬意上。蒙特梭利博士自己就描述过这种可怕的经历，并表示自己理解这种感受。她在谈到自己在缺陷儿童工作中的经历时说：“我感受到与缺陷儿童工作者的沮丧……教育者必须将自己置于与被教育者相等的地位这一偏见，使得弱智儿童的教师陷入一种麻木状态。他接受自己正在教育一个低等人格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无法取得成功。”她似乎说，正是因为她对学生的“深深尊重”，才使她免于陷入这种困境。她的书中，处处流露着对学生人格的深深尊重与崇高敬意。她一再强调，这种深刻的尊重是每个教育者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而正是这种尊重我们往往缺乏。我们常常听到或读到传教士的演讲或书籍，给人一种印象：作者是充满慈悲和极大自我牺牲的人；然而我们很少能读到能传达这种绝对尊重之情的作品。在国内传教士的培训以及在国外本地教师的培训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自我牺牲和奉献的论述，但如果我们要达到真正的方法，必须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加上虔诚的好奇心和深刻的尊重：虔诚的好奇心去看看我们归信者的生命能达到何种境界，深刻的尊重去看待那神圣的生命。

第四，真正教育者的精神是自我克制的精神。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自我克制的必要。我们看到，过度的活动压制了能量，限制了生命，阻碍了归信者的进展。我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这种自我克制的力量，而我们也比任何人都更难做到这一点。我们曾经实践过自我克制，宣讲过它，但我们所宣讲和实践的自我克制，虽然有其价值，但并不是传教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自我克制。我们所宣讲和实践的自我克制，是在法律下的自我克制，是服从上级命令的自我克制。在实践中，我们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上级身上，或集中在我们个人的属灵进步上。我们所实践的自我克制，主要是消极的。它是克制我们自然的急躁心理。我们所需要的教育者的自我克制，是积极的。它不仅仅是克制自己，它是为他人开辟道路。它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权威，而是让我们拒绝执行权威。它是为那些在我们权威下的人清除障碍。它是故意为他们让出空间。但这一点，我们尚未学会。我们对教育者职责的全部概念，依然充满了猛烈的行动力。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教育者，我们必须摒弃这种观念。

被这种精神引领的教育者，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足以让最坚强的心灵感到胆怯。但至少，他的工作不可能枯燥或机械。虔诚的好奇心将激励他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最强烈的兴趣，信仰的精神将赋予他信心，尊重的爱将帮助他坚持，而自我克制的精神将给他耐心。受这种精神的启发，他不会因无法提供现成的、迅速解决眼前困境的方法而灰心丧气。

本文译自”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MISSIONARY METHODS” by Roland Allen. 仅作个人学习分享之用。

第十章 自由

自由有两种：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内在自由依赖于能力；当一个人能做到时，他就拥有自由；外在自由则取决于环境；当环境允许时，一个人就可以拥有自由。以色列人通过红海获得了外在自由；但在内心，他们依然是奴隶，被奴隶的习惯所束缚。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中，外在上是奴隶；但内在上他是自由的，他能够以自由人的方式行事。内在自由是自我控制的结果；外在自由则是环境组合的结果。内在自由是一条从自由走向自由的道路；外在自由是一个点，一种状态。内在自由永远是积极的；它是主动行善的力量；外在自由常常是消极的；它是约束的解除或缺失。

我们已经看到，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内在自由。一个人只有在实现了内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和享受外在自由。如果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能将自己的进步引导向善，那外在自由——免于控制——不过是自由去毁掉自己的生活，给他人带来灾难而已。然而，内在自由只能在外在自由中实现。一个婴儿无法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下，获得那种能够控制肌肉、自由走路和奔跑的内在自由；除非他的四肢得以解放，自由活动；同样，一个男孩如果没有接触到能够激发他想象力并满足他求知欲的书籍，他是无法获得那种内在自由——即能够阅读并享受所读内容的能力的。一个男孩如果没有拥有自己的一些钱，能够自由支配，他是无法学会正确使用金钱、克制一时欲望、为了更大、更持久的欲望而节制的自我控制能力的。总之，内在自由只能通过外在自由来实现，并且是在外在自由中实现的。

因此，没有外在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方法。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教育方法必须建立在仔细观察我们想要教育的人的基础上。但这种观察必须是观察自由自然的活动。我们不希望观察那些被教导去摆出姿态的人；如果他们总是在我们面前处于约束之中，我们当然无法对他们做出真实的判断，如果我们无法做出真实的判断，我们一定会错误地教育他们，因为我们不可能引导我们不了解的事物的发展。因此，自由对教育至关重要。

现在，在传教工作中，我恐怕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自由目前并不存在。当然，也有例外；传教士们也在不断努力打破这一障碍，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传教环境仍然是一个充满约束的环境。在其中，我们的信徒很少表现得轻松自在。传教站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自由行动的空间。学生们按照命令站立或坐下，他们重复被要求说的话。唯一自由的活动是传教士。他们总是忙于某事，指导、催促、约束、命令。他们从不安静；信徒们则处于被动角色，他们的任务是听和服从。如果我们访问任何一个传教站，难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看到许多事情在进行，但如果我们询问这些事情中有多少是当地基督徒的自由自发活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是他们真正自发的，也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可以在没有外籍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做任何事。他们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自由表达自己。

我们自然会倾向于不信任信徒的独立行为。当一些热心的信徒偶尔尝试通过自发的努力表达自己时，通常就像我们在年轻基督徒早期努力中自然会预期的那样，表现出某些弱点或陌生的形式或表达方式。我们总是抓住这些陌生或古怪的表现，立刻予以谴责，或至少严厉批评这个热心的灵魂的行为，结果是，这种行为常常被压制，或者有时被驱逐出教会，最终迅速堕落成异端或分裂。

在我在南印度旅行时，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乡亲，他的面容上写着基督徒的喜悦和优雅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比我在这个国家见到的任何景象都要深刻。我听不懂他的一句话，但我被告知，他是通过我们教会的一位本地基督徒的讲道皈依的，而那位基督徒有一些关于圣灵的教义，使得他成为一位非常热心的传道者，但我们的传教士认为这些教义不符合正统。因此，尽管他没有被逐出教会，但他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被告知，这位年轻人曾受到这位传道者的影响，而他在加入教会之前是一个无知且不太令人满意的会众成员，但现在他学会了阅读，并且是圣经的勤奋学习者和热心的教师。我看到他被一位非常迷人且能干的神父问询和责备，神父告诉我，他曾多次尝试无果地将他带回正道。我注意到他耐心的听取、谦逊的态度、礼貌的举止，以及他坚定而庄严的宣告，表示他已经获得了某种改变他生命的真理。我听到这位好神父对他改变的生活的证词，我在那时开始质疑，至今也一直在质疑，是否我们过于强调并攻击可能的异端（因为我并不清楚异端之所在），而不是强调并支持这种能够产生如此成果的基督徒热心与虔诚。但这个运动并没有“合乎秩序”。它是自发的和反常的，而在一个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服从权威指挥的体系中，根本容不下它。

我们传教工作中缺乏自由，还表现在我们形式化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坚持严格遵守这些组织结构的程度上。蒙台梭利夫人写到幼儿园的奴役时，曾用现代学校的课桌作为例证。她说：“最初学校里配备的是长条形的长凳，孩子们被挤在一起。然后，科学出现并完善了课桌…所有这一切的安排使得当孩子坐好时，桌椅本身就迫使他采用被认为是符合卫生要求的姿势…这些科学设计的桌椅意味着，即使孩子天生强壮、直立，他们也可能因学校的束缚而成为驼背。脊柱……曾经在原始人类与沙漠狮子的搏斗、征服猛犸象、开采坚硬岩石和锻造铁器时抗拒并强壮的脊柱，在学校的压迫下弯曲了，无法再承受了。”这些课桌体现了外部控制对身心发展的强加。这些形式和组织中，我们把信徒束缚在其中，同样体现了这种观念。它们产生了相同的疾病，并促使我们提供类似的治疗方案。我们开始传教工作时，将信徒强迫进入一种对他们来说和课桌对孩子一样不自然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像课桌束缚孩子的肢体一样，妨碍了他们思想的自由发展。后果是一样的。就像不自然的姿势和不活动会伤害孩子的健康一样，将信徒压缩在这些形式中的结果，也导致了他们灵性的脊柱弯曲。曾经经历过比猛犸象或沙漠狮子更可怕的敌人所抗争过的精神脊柱，在这些形式的压力下弯曲并屈服。我们的信徒不再能支撑自己的宗教生活，在我们移除支撑之后，他们很快就倒下了。于是我们采取了和课桌发明者完全一样的做法：我们根据更加科学的原则重新设计、改进并增加这些课桌；我们引入了母亲联盟、男士社团、儿童公会、戒酒社团、传教社团等无尽的组织。正如蒙台梭利医生所说，有些国家为自己的国民课桌而自豪，而不同的传教站也为自己的特殊组织而自豪。然而，尽管这些组织的目的原本是为了纠正问题，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严重，每年都会发明出新的、更加复杂的“治疗”方法。

我们确实害怕自由。我们害怕它，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信徒们拥有自由，他们会做些什么。我们无法猜测；也无法知道，因为我们从未看到过他们以自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如果我们曾多次见过他们以各种形式自由表达信仰，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将会再次以何种形式表达信仰。但由于我们从未见过他们会怎么做，所以我们害怕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心，相信他们会继续使用我们强加给他们的形式。当传教士讨论某个国家教会的未来时，开始质疑基督徒们可能会支持哪种组织形式时，难道不经常，甚至从不，有人会基于自己的经验来发表意见吗？我们无法基于经验发表意见，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经验，是因为没有自由。

最糟糕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传教代理人”阶层，或者在印度北部，他们被称为“传教的仆人”。我们成了支付者，而我们在上帝国度中的同工却成了一个组织的仆人，甚至是人的仆人。在某些地方，主管传教的传教士被称为“主人”，在某些地方被称为“老板”。他的本地神父和执事、教理老师和读经员听从他的命令，并且依赖他提供一切。这些传教代理人确实处境艰难。宗教上，他们与自己民族隔绝；教育上，他们与信徒隔绝；而与上级之间，则有种族差异。只要他们管理的会众贫穷、无知，他们会被视为幸运的拥有者，拥有一份稳定、虽然很小的收入。但一旦信徒在教育上有所进步，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相等或更高的收入，这些传教代理人就被视为外籍教师的雇佣工。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身上那种对公义、善良、真理、仁慈和对他人的关怀的强烈感知，可能他们的处境将变得难以忍受；如果不是因为圣灵的特殊恩典，他们将会在这种制度下堕落。然而，他们从小就培养成依赖外籍教师的心态，教育的方向也非常明确且狭窄——服务于传教工作。在外国学校待了几年之后，他们很难再回到与不幸同龄人在乡村中过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服务于传教事业，直到获得可以接受政府职位或其他商业岗位的学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维持上级的信任。因此，不论他们终其一生是否继续从事传教工作，还是寻求离开，传教事业中，他们必须谨慎避免任何可能引发问题的行为。采取独立行动往往涉及某些风险，而服从命令则不会。因此，等待命令成为了普遍的做法。整个系统促成了这种软弱。那些本应成为“主的祭司”“基督耶稣的传道者”的人，反而成了组织的仆人，成了人的仆人。即便是最优秀的人，幸运的是，很多优秀和奉献的人，也在这种恶劣氛围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要克服如此深刻和强大的影响，需要超凡脱俗的独立性。

这个体系影响了整个教会。它不仅影响到那些直接从事宣教工作的人员，也影响到整个基督教社群。它在两个方面打击了基督徒信徒的自愿努力。首先，一些在地位和教育上可能为上帝做出很多贡献的人，不愿承担那些看似是宣教士应做的工作。与我们所获的信徒数量相比，令人惊讶的是志愿工作者如此稀少，几乎没有多少人在空闲时间积极参与传福音，或教导那些信仰不太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宣教工作中，很少见到基督徒为基督如此辛勤劳动。虽然确实有一些令人震撼和荣耀的例外，但不幸的是，它们只是例外。其次，那些从精神上做宣教工作的宣教士不可避免地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传递给他人。如果他们感到依赖于外来的宣教士，若没有指示就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自然会期望他们的会众也这样做，并通过言语和行动鼓励他们也这样做。于是，这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难以打破的习惯。

在思想领域没有自由。所有的教导都在相同的权威下进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南太平洋注意到这一点。“今天的白人宣教士，”他说，“常常被他土著助手的偏执所困扰。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在一些岛屿上，巫术、一夫多妻、人祭和吸烟都被禁止，土著的服装也被修改，他自己还在同一时间、由同一个人强烈警告不要接触基督教的其他教派。按什么标准，信徒能区分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呢？他们把那些外来的东西吞下肚，没有思考，没有教育，除了禁令中有些粗暴的实用性，其他并没有任何进展。”这不仅在南太平洋，而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整个宣教领域处于混乱状态。一个宣教机构允许的，另一个在同一区域的宣教机构禁止；一个宣教士容忍的，另一个则予以铲除。想想看关于守安息日、婚姻法、吸烟、饮酒和一千种土著习俗的不同意见和做法。几年之内，我们的信徒可能从一个领导人手中转交到另一个领导人手中，随着领导的变化，他们必须重新审视是非对错。他们只需从一个宣教点走到另一个宣教点，就能发现他们曾被告知是邪恶的事情，公开地被实践，并被视为无关紧要。命令禁止某些当地习俗的权威与禁止酗酒的命令出自同一来源，并且执行得更加严厉；因为往往缺乏本质真理，命令的严格执行弥补了这一点。弗洛贝尔曾说：“孩子很少看不出来，父母和老师所命令或禁止的，是出自他们个人、任意的行为，还是通过他们表达了普遍和必要的真理。”然而事实上，针对各种问题，无论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随意发布命令确实容易让人迷失，而且遵从命令的习惯（不管是否本质）会让人的思想逐渐受制。正因如此，史蒂文森所惋惜的那种偏执也便产生了。土著基督徒及其领袖并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什么是致命的，什么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极力执行一位受人爱戴的宣教士的偏见，好像这些是上帝的命令。倒不如让我们的信徒是多妻制者、酒鬼和小偷，如果他们已经认识到圣灵，能自己放弃食人习惯；也比那些在外表上最为端正的人好，他们按照外国宣教士的命令，接受祷告和穿裤子，而在他们的思维里，裤子甚至比祷告更重要。从内心发出的些许进展，是有根有据的，并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大的进展；但如果是外部的进展，而非内心的，它根本不算进展。它无法带来稳定的，哪怕是缓慢的进步，反而可能在外部控制一旦被移除时，带来倒退。

这就是我理解新约中那些看似仓促的洗礼的方式，给那些似乎几乎没有基督教教义的信徒施洗。它们是自由的行为。一次向基督的全然投降，一次决心接受并跟随圣灵的引导，便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步骤。在这一点上，蕴藏着所有未来完美的种子。

如果我们寻求造成这种不幸局面原因，并克服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我们的信徒的诱惑，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我们民族那种对控制的热爱和管理能力。没有约束并且方向错误，这确实是恶行的根源，但它本身并非恶行。如果它是恶行，它也同样是许多有益活动的源泉。更严重的是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被束缚着。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背后派遣我们作为宣教士的那个社会，这个社会或多或少控制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意识到，经过所有的努力，我们的信徒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形式、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分裂、我们的口号。如果他们能自由表达自己，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形式不方便；如果他们放弃了这些形式，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带领他们到基督面前，但他们穿的不再是支撑宣教士的社会的服装，而是已经穿得体面且清醒地坐在基督脚前，那社会又该怎么办？事实上，这将带来严重的困惑。

我们不能不受这种恐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就能克服它；然而我们对自己并不自信。一个没有广博且扎实的专业知识的老师，必须紧跟教科书的内容，并让学生紧随其后。只有一个了解自己学科的老师，才能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由表达观点，确信他能处理好这些问题，不会被困扰。现在，当我们中的一些人被要求观察我们的信徒，并区分他们行动中的本质善恶时，“我们内心感到极大的空虚”；当我们被要求区分我们教会的习惯中哪些是本质必要的，哪些是地方性或暂时性的时，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承担这个任务。在土著习俗中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信徒之间的不同意见，宣教工作中的各种习惯，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每个宣教点，一些被禁止的事，我们无法断言它们是邪恶的；在每个宣教点，我们要求遵守许多习惯，我们无法断言这些习惯对得救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被迫为这些禁令和命令辩护，认为它们对我们信徒现阶段的成长至关重要，我们将很难解释其理由。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的教室形式，或教会形式，并接受自由的原则，我们就必须开始思考。强加我们熟悉的规则并严格遵循教科书要容易得多；因为一旦我们考虑到自由的活动以新颖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出乎意料的，甚至之前未知的形式时，我们发现很难判断应该鼓励什么，压制什么。当我们面对这种道德任务时，我们感到困惑。

然而，我们不能拒绝它：这是福音的本质。人们常说，基督并没有为跟随者的行为制定明确的细则。他没有引入一个精确的法律体系，门徒们也没有。基督定下了普遍原则，并赐下圣灵；门徒们传递了那个圣灵。人们必须由圣灵来引导，而不是由外部命令来约束每个细节。我们和我们的信徒一样，都是圣灵的殿；我们和他们都必须共同被引导去公正地判断。一些行为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圣灵一直批准；一些行为圣灵一直谴责。若圣灵的普遍批准或普遍否定没有显现出来，我们就应该安心地观察，而不干预，相信我们的信徒会与我们一起，逐渐辨别出真理。这听起来或许模糊且困难，但一旦归结为行为规则，就会变得足够明确。任何一件使得一个人会被全教会逐出教会的行为，都应该被禁止；任何不会使人被逐出教会的行为，都应该被观察，直到它被全教会认可或否定。任何会导致教会间断交往的地方性习惯，必须根除；任何仅仅看似特殊或可疑的习惯，应当保留。如今，圣灵将在地方性教会和普遍性教会中做出决定。如果我们没有犹豫地说“圣灵已禁止这个”或“圣灵已命令这个”，我们就不能制定法律。我们凭什么来决定圣灵没有决定的事呢？我们当然没有权利以自己的权威强行执行或否定那些没有被圣灵确认或谴责的习惯和行为。

但是，这个规则将立即消除我们现在坚持的大多数地方性或个人性的法律和习惯，并为自由打开大门，宣教工作也将迎来全新的、令人激动的兴趣。现状让人痛心不已。我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人知道走出这场困境的路吗？这条路不可能在所有地方相同。每个宣教场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一些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的行动，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带来最有益的结果。没有人能制定确切的程序；在我们目前的无知状态下，无法提供任何计划；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必须从宗教教育者的角度来处理，而不是仅仅从宗教政治家的角度来看。问题远比政治性的问题更根本，它本质上是一个教育问题。政治家必须从外部的政府角度来审视它；教育者必须从内部的角度来看，关注如何推动信徒的成长和进步。一个从上面看，另一个从下面看。一个关注“应该赋予什么自由”，另一个关注“如何最好地让信徒能够使用自由”；而其中后者更为至关重要，尽管前者同样不能被忽视。因此，如果要取得任何进展，教育者必须开始认真关注这个问题，视之为一个教育问题，必须找到教育性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让一些我们最优秀的教育宣教士——那些熟悉教育原理并且在将它们应用到儿童教育中积累了经验的人——转向这个更为宏大且复杂的任务，尝试发现通过哪些步骤，可以使我们的信徒的教育能够在自由中、通过自由、为自由进行，从而稳步实现教育的终极目标。

本文译自”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MISSIONARY METHODS” by Roland Allen. 仅作个人学习分享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