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8月1日，22岁的大学生索伦·克尔凯郭尔于前往吉列莱尔的假期旅行中在日记里写道：“我所缺少的，是弄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自己要认识什么，在每一次行动必须先有认识这一点除外。我所缺乏的是：过一种完美的人的生活，而不仅仅获得认识，以便使我把自己思想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人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的基础之上，而是把它建立在与我生存的最深的根基紧密相联的东西之上；人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不属于我的，而我通过与我的生存的最深的根基紧密相联的东西却可以说与神性连生在一起，即使世界崩溃了，我也坚定地依恋于此。看啊，我缺乏的正是这个，我追求的正是这个······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这种内心行动，取决于人的神性的一面，而不取决于大量的认识；因为认识会随之而来，并表现为个别性堆积或表现为许多相互并立、既无体系也无中心的个别性系列。”

在这段日记摘录中，有一个揭示了当代最重要问题的关键词：生存。因此，今天研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就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各种各样的类似提法中剥离出生存这一当代至关重要的主题的原始意义。因此，认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自己讲，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与黑格尔学派的抽象思想家不同，他不把干巴巴的理论，而是把证实生命的实践看作是对真实的生存的真理性证明。他的日记这样继续谈到：

“这就要了解我的使命，领会上帝到底想让我做什么。这就是说，寻找到为我的真理，发现我愿为它生，愿为它死的观念。假使我找出一条所谓的客观真理，假使我艰难地得到哲学体系，假使需要对它检阅一番：即假使我指出任何一个部分之中的某种前后不一，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假使我阐述一种国家理论，并能够把从各处取来的细枝末节拼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并不生活于其中，只是把它展示给别人看，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假使我表达出基督教的意义，解释许多个别的现象，可这些对于我自己、对于我的生活决无较深刻的意义，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

这位独特的思想家于1812年诞生于北方的巴黎，哥本哈根。他与父亲的关系对于他的道路具有极大的意义。他父亲原是孤寂的日德兰平原上的一名贫穷牧童。令父亲终生感到压抑的是，自己在童年时曾一度绝望地站到荒原的一座山丘上诅咒上帝。这使他在以后成为富裕的毛纺织品商人的年月中陷入了忧郁，并把优郁传给了小儿子，使得小儿子的气质早在孱弱的年纪就受到最沉重的宗教严肃态度的压抑。他刚走出中学，步入大学时代，就陷入一种完全相反的气氛之中：陷入了晚期浪漫派的咖啡馆文学家之中，并成为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物。他闹得很过分，不得不从父亲家中搬到了大学生宿舍里。而忧郁仍然是他的伴侣。

他在审美阶段有多么在行，忧郁就有多么强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刚刚走出一个社团，我是它的中心。诙谐的话语从我的唇间流出。大家都赞赏我。而我，我走了出去，并且···（这里省去不说的话像地球轨道的半径一样地长），我走了出去，真想朝自己开一枪。”

克尔凯郭尔认为，忧郁这种罪过先于所有其他类似的一切罪过。它恰好是审美阶段的标志。他认为，生存并不像黑格尔派所相信的那样，可以在“体系第17章中”得到理论上的描述，而仅仅存在于现实地经历的具体生活之中，这就是说，存在于特定的生活诸阶段之中，其中，他认为有三个大的阶段：即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正如柏拉图只能从希腊文学的伟大悲剧传统出发，以他的现实地生活着的人们的对话来描述克服了诡辩论的苏格拉底的生存，克尔凯郭尔也创造出一种哲学表述的新风格，他克服了黑格尔派的诡辩，并借生存来描述生存，这表现于他的存在主义巨著；《非此即彼》和《生活道路上的诸阶段》。这种纯朴而透彻的独特哲学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在《恐惧与颤栗》中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再现》之中，在关于小鸟和百合花的言论中，这里仅先举出最便于人们了解这位深受读者关注的思想家的一些作品。他认为生存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特定阶段中的各种生活。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中，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生动人物血肉丰满地体现着生存的某个特定阶段，他们或是最低的感性阶段，即天真地信任洞穴中墙壁上的影像这一现实，或是第二阶段，即对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内心对话的思考，它使得进行哲学沉思的人摆脱了人们在洞穴生活中的虚妄，再有就是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即在洞穴之外借神这一最高理念之光洞悉理念这一现实的真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的诸阶段与这种苏格拉底式的生存三阶段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在洞穴中空想的生活符合克尔凯郭尔的审美阶段，它表现为诱惑者约翰这一沉溺于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形象，或表现在莫扎特的歌剧中的唐璜身上，克尔凯郭尔非常珍视这部歌剧最为透彻地表现出了审美的生活。克尔凯郭尔本人是在作为浪漫主义者和咖啡馆文学家时经历审美阶段的；但他同时意识到自己被反思呼唤着去批判与克服这种将自我享受愈来愈精致化的诱惑形式，这种诱惑形式的最高阶段就是黑格尔学派的思辨，它使得古典哲学最终崩溃了。在思想史上，克尔凯郭尔对生存的发现，是现实主义对思辨的理想主义浪漫式的逃避现实的冲击。他早期的批评性、审美性作品就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些作品中，他批判了自己同时代的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汉·克·安徒生。

他的批判所针对的主要是最严重地蒙骗了时代的黑格尔派，黑格尔派在丹麦有一位非同寻常的代表人物，即克尔凯郭尔原先的老师，讲师汉斯·拉森·马腾斯，此人后来于60年代在丹麦成为典型的领袖式神学家，他的《教义学》与《伦理学》也翻译成了德文，可算是我们祖辈最喜爱的神学作品。马腾斯关于思辨的教义学的讲座引发了青年克尔凯郭尔同黑格尔主义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不久，这种忧郁在与他周围的黑格尔派讲师们与牧师们思辨性傲慢态度的完全对立中，他又感到自己被宗教式忧郁带来的一种愈加深重的不安呼唤着，脱离了这种哲学式的陶醉。他在日记中与一位黑格尔派分子辩论，此人强调恶作为善的对立概念具有辩证的必然性，从而把罪过的严肃性搞得支离破碎。他认为，为了使拯救成为可能，罪过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克尔凯郭尔激动地在自已日记的页边上写道：“愤怒的上帝是不会与此通融和解的。”他看到人在黑格尔派的泛理论中面临的自我崇拜的深渊后，就摆脱了审美生活的诱惑。他学会了借苏格拉底式的佯装无知法所具有的生存严肃性来克服浪漫派的佯装无知法所带有的戏谑式的自鸣得意，并以前者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的主题，以此有意识地再次展示了这位在西方文化中最早的生存思想家的自由行动。

只是这里有个关键性的区别，这是他在《哲学片断》和《非科学性附言》中对黑格尔主义进行总的哲学清算时表现出来的。苏格拉底尚未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意志的邪恶的残缺不全，这种认识只有借助基督教的启示才可获得。苏格拉底本人在思想史上理所当然地代表着“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即天真地相信人可凭进步着的理性而臻于完美。我未做到善，只是因为我尚未认识到善。道德可通过对善的启蒙教育来传授。应当看到，在苏格拉底身上，理论思维的优先地位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是在生存中对已然认识到了的善加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相反，保罗则在罗马信札中展示了理智所不能跨越的人类罪过的深渊，这一深渊彻底分开了理论认识与生存的现实。我的精神中的法则要求行善，而我的躯体中的法则却违背这一要求；“我愿望的善，我不去做，而我不愿的恶，我却去做。我这可怜、不幸、罪恶的人，谁会把我从这死亡的肉体中解放出来呢？”从审美生活到伦理生活的过渡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出自绝望的飞跃，出自攫取恩惠的信仰的冒险。克尔凯郭尔认为，生存的各个阶段并不是持续地相互过渡的，绝望的深渊将任何一个阶段都与另一阶段割裂开，这种深渊只有通过信仰向恩惠的飞跃才可跨越。理想主义的思辨在基督教启示这种深渊之后还想将人拉回到如今已不合时宜的“古希腊文化”中去，并借此从人身边骗走生存。

这样一种深渊同样把伦理阶段与宗教阶段分离开来了。在此，使人触礁的岩石就是“顺天安命”（满足于不得已而求其次，而不是绝对地去要求），即小市民气。克尔凯郭尔在阐述这一实质上是他的不幸爱情的基础的阶段时，彻底地批判了市民阶层的自满自足感。他认为这个伦理阶段就体现在法官威廉对婚姻、职业、祖国的质朴见解之中。但现代人的问题在这里才开始了。克尔凯郭尔以天才的预见力看到了，只要天然的社会秩序在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时代解体了，所有这些在19世纪看来毫无问题的制度就必定会因为小市民阶层习惯于毫无主见而荡然无存。他以“警察天才”的本能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想对此保持警觉。在他的年代，国家基督教所带有的宗教冷漠感也是市民阶层威胁到人的生存基础的顺天安命思想，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伦理阶段与宗教阶段都不是有意识地采取的自我选择决策所带有的那种冒险性，而通过冒险，人才能以漫不经心的大众生活进入本原的生存。

“如果人的四周一片寂静，庄严得像明星闪烁的夜晚，如果灵魂在整个世界上形单影只，那么灵魂所面对的就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永恒力量本身；仿佛天国敞开了，自我选择了自己，或者不如说，自我接受了自己。灵魂看到了至高者，而这是非永生的肉眼所看不到的，也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人接受了封爵，被封以永恒。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另一个人，而是成为了自身。就像一位继承人一样—假设他是世界上所有财富的继承人-，只要他还未达到法定年龄，就不能来继承什么，就连最富有的人在选择自己以前，他也什么都不是，而当最贫穷的人选择了自己，他就是一切。因为伟大并不是指成为这个或成为那个，而是指成为自己；而只要每个人愿意，就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不是克尔凯郭尔本人所深深地忍受和抗争的。与迷人的16岁的蕾吉娜·奥尔森订婚，使他步入了伦理阶段，他赞美她道：“上帝召唤了我。”但在订婚后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忧虑的问题：“或许还有别的命令？”他多么想与她共享欢乐，按照已故的父亲的愿望，做个神学家来找到自己在市民阶层中的职业！但他看到，顺天安命的生存是有问题的，是内心不真实的，这种生存空谈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不是在他自己生存抉择中表现，“看看这个钉上十字架的人”这一可怕的现实，并靠这种空谈来过活、挣钱和建立家庭。解除婚约后的痛苦以及这一行动在虽是花花世界，却满是市侩气十足的飞短流长的小巴黎，即他尖刻地说的“买卖城市”哥本哈根中招致的误解，将他驱赶到国外，前往柏林，在那里，他自1841年11月起在大学里听谢林讲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许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也听了这次值得记念的讲座。恩格斯在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中描述了当时的一代人如何通过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来的老谢林去摧毁“黑格尔泛神论这颗不和的种子”，而谢林的“启示的哲学”由于过分地与已死了十年的黑格尔论战却恰恰唤醒了当代人重新关注黑格尔。克尔凯郭尔也在日记中鲜明地指出了已经过时了的愤世嫉俗的哲学浪漫主义这种不寻常的效应。我们读到：“谢林真是信口雌黄”；我们听到谢林恼怒地说：“我明天接着讲”，因为他对自己的听众大为恼火。克尔凯郭尔在《再现》中经典式地描绘的种种柏林印象，与他解除婚约的可怕经历一道，把他召唤向自己的创造性使命：以另辟蹊径的观点来同黑格尔主义和当时的伦理、宗教自我欺骗进行论战。约翰尼斯-霍伦贝格在他的两部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即传记与作品介绍中，阐述了具体的详情，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介绍。（参见附录的年表）这里只是还要指出，克尔凯郭尔本人同样经历并证实了宗教阶段的充分的严肃性和沉重的痛苦。在宗教阶段，才真正开始了殉难。他在第一部作品获得成功后便使用笔名，以此放弃了当时的丹麦卓越作家的声誉，每个十年的事件已把当时的人不所理解的哲学沉思提高到了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他并不像肤浅的评价所说的那样，是个人主义者、主观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出自对堕落的社会的爱与责任感走入孤独中去的，为的是像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中的哲学家那样，独自在洞穴之外获得真理，然后回去，把真理带给在洞穴生活中迷失方向的同胞们。他的生存诸阶段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其最宽的阶段，即审美阶段，开始于灵魂即精神的极大的非个性化，在信仰的冒险之中越过绝望的深渊而前进到发现自我的顶端，即个人面对上帝的生存。只有通过哲学家的殉难，才能针对没落文化时代的非个性倾向，重新开始呼唤人作为个人面向上帝：思辨总是一再以各种形态，例如今天反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威胁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概念的宗教基础“排除在外”，从信仰中重新创造人并予以世俗化，由此把克尔凯郭尔的卓越之处重新降低到审美的、享乐的自我崇拜这一非个性化阶段。反抗这种诱惑以及从中生长出的对社会一文化的威胁，就是我们的使命，而我们只有始终关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本选集的着眼点是尽可能适当地有助于今天的人关注基督教的苏格拉底，即克尔凯郭尔。它从克尔凯郭尔作品与日记中收集的各章节，都无需广泛的注释，这一沉重的包袱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们表达了我们今天必要的价值和真理。克尔凯郭尔作品的超时代性与永恒之处，应当尽可能不加历史的和诠释性的资料，而直接与今天的人们对话。克尔凯郭尔的这些思想是超越一个世纪仍然活跃着的对我们的呼唤，它们能够也应该对于我们自己的疑问与勇气具有现实意义。无论对于克尔凯郭尔的时代，还是对于我们的时代，思想努力的中心是人作为“面向上帝的个人”的境遇，表现为信仰终生努力向上。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只有成长的信仰才是有生命力的信仰，因此，克尔凯郭尔关于“继承基督”和生存的“行动的基督教”的论述对于我们就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必然性结论就是，克尔凯郭尔要求内在化的生活，即在受难与苦行中认真严肃地实现基督徒的生存，有生命力的信仰需要受难和苦行，这就像没有严厉，爱就永不可能是真的一样。在喧嚣与吵闹的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时代，这种对恩惠的严肃追求只能在内心与宁静中进行，这并不是逃离世界，而是投身于反对这种反基督教的新式异教即市侩气的国家教会所习惯的群众生存的生死之战中去。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财富所不能够也不允许缺少的；因为每一点都决定着其他各点。克尔凯郭尔总是激烈地反对把自己著作中的个别思想孤立化。他惧怕讲师们的时代，他们毁掉他的作品，即他们省略和忽视掉使人感到不愉快的东西，或者把他从永恒追求这种真正苏格拉底式的渴求真理中形成的矛盾性思维重又变成欺骗人的息事宁人的体系性思维。由此，他的生存概念的宗教严肃性会被降低到审美阶段的非个性化立场上。他不想制定体系性的规则，而要起到纠正的作用，充满激情地保持人的生存的开放式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未完成性。因此，他的中心悖论是：“主观性就是真理”，同时：“主观性就是虚妄。”这种永远开放的二维辩证法不能够也不可以被三维体系思维“中介化”，即被扼杀在逻辑的“和解”中。他的所有思想都以这种悖论的伟大的生存真理为目标，这目标与现代人的一切文学一哲学式自我崇拜相对立地建立起新的信仰中心：“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一切，他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把它们变为虚无。”克尔凯郭尔不是以萨特一黑格尔的人一神，即将自我神化为自身存在的根据的人，也即自我设计的人，而是以自己的悖论：“主观性是真理又是虚妄”来使路德的新的信仰来源成为可能：“正义同时又是罪孽”：我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才是正义的。我仅生存于信仰着地攫取恩惠之中：“正义源于真正的永恒！”

神学博士、哲学博士

莉泽罗特·里希特